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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新民: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国认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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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受访时间:2015年7月4日

我与习近平主席私下交谈的话题,是从如何看待天下大势展开的

新浪历史2011年5月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视察贵州,专门到访您主持的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您有一次交谈,谈了什么内容?您如何评价那次会谈?联想到近年来官方对传统文化的倡导,尤其对儒家的重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新民:习近平主席专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虽然已经时隔四年,但现在看来意义仍极为重大。因为我在大学体制内尝试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无论政界或学界都知道是一个儒家道场,我自己撰写的强调继承和发扬自先秦以迄宋明诸大儒精神的“学规”,就大书深刻于书院讲堂对面的墙壁上,一进书院的大门就能清楚地看到。讲堂内当时尚有一场“我读《大学》:以‘五四’精神解读‘修齐治平’的当代价值”的读书讲学活动,虽然出于刻意的安排,但也显示了消弭传统与现代缝隙的意识形态意图。可见习的专访明显释放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信息,时间远较他担任总书记后访问山东曲阜孔府为早。尽管他在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的讲话迄今并未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整体一贯的系统,而且怀抱复兴发展的壮志宏愿。文化是一国民族之所以为一国民族的命脉基础,必须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有相应的人格形象来作符号标志,现在国家领导人能主动认同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其意义之重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我与习近平的私下交谈,外界传闻颇多,现在可以透露的是,话题的确是因为如何看待天下大势才展开的。我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是将中国固有疆域分成北、中、南三大板块,从历史变迁的长时段大格局出发,希望能寻找出一条均衡合理的发展道路。我当然也谈到自己创办书院的目的,即证明中国文化决非如西方学者列文森所说,早已变成了无生命的死物,只能摆在博物馆中供人观赏,其实当时心中的预设尚有余英时的“游魂”说。习与我都认为这纯属西方人的偏见。我后来注意到他以国家主席身份出国访问的讲话,即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不敢断言就与我们的那次谈话有关,但至少可以肯定他的思想是前后一贯和深思熟虑的。谈话结束时我曾赠他两句话:“科技兴邦,人文治国。”这不过是书生的肺腑之言,自以与其诺诺,不如愕愕。但我仍高兴地看到重视传统文化的复兴或再造,实际已从长期争论不休的“国是”问题,一变而为有明确取向的不容置疑的“国策”,四年前的谈话好像也构成了历史变迁逻辑线条中的一环。我们都在共同的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生活和求知,国策的调整或改变乃是因应时势的必然。儒学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坚核心,复兴和重建中国文化首先是复兴或重建儒学。意识形态的转型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任何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应抱持审慎的欢迎态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现在已步入了儒家化的语境

新浪历史时下无论是学术界、官方还是普通民众都在热议儒家文化,也有不少儒者身体力行地推动儒家复兴,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关系?您对有的学者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说如何评价?在当前的政治文化制度背景下,儒家的前景如何?

张新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乘两晋南北朝时局动乱不已,人心无不希望寻找精神寄托之际,很快就扩大了其在思想世界的话语权,甚至一度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世界。但佛教作为一种从印度文化系统中移植过来的“外来物”,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本质上也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初主要是与道家思想结合,形成了生硬的格义解释系统,然后再以道家为桥梁,不断与儒家文化融突磨合,出现了儒学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彻底中国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中国化的佛教不仅缓和了世间法与出世法的紧张和对立,主张凡圣不二,强调真俗一体,同时也积极向儒教靠拢并大讲世俗纲常名教,倡导孝道伦理,赞同忠义价值,明显转型为儒化的东亚佛教,而与印度原始佛教有了很大的区别。

与佛教始终朝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同步,儒家也在不断吸取佛教的思想资源,以重建自己的形上本体世界。最突出的便是宋明时期儒学的第二期复兴发展运动,不仅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继续发挥其固有的主导作用,即在佛教所擅长的心性思想学说方面也重新开辟出了崭新的学术天地,既继承绵延了先秦孔孟儒学一以贯之的道统,又回应佛教挑战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形成了儒学主导、多家互动的良好生态格局。

反观百年来的西学传播史,最大的灾难就是造成了中国人的认同分裂。各种主义的纷争都在寻找自己的试验场,批判的武器则变成了武器的批判,于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或明或暗,在阶级斗争至上的时代主要是与法家思想结合,最突出的标志便是“文化革命”期间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解读中国历史的意识形态行为,目的则是以崇法反儒的方式为当时的激进主义思潮寻找合法性、正当性根据。由于唐代以后真正的法家人物较少,为了建立完整的法家传统系谱,又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生硬地剪裁历史,将持守儒家立场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等一类历史人物强拉入了法家队伍,这当然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但如同佛教输入中土的第一步是先与道家思想结合,然后再向影响更为广泛的儒家思想主动靠拢一样,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结合,阶级斗争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自动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系统的“外来物”,在经历了法家化的转型并付出了惨痛的实践代价后,现在也在因应新的时代形势,开始主动向儒家学说靠拢。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变化,就不难发现儒家学说由放逐到回归,姑不论民间社会的具体情况如何,即在国家意识形态上也有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便是从倡导阶级斗争学说到重视和谐社会建设,儒家文化的因子在国家意识形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和谐并非就是乡愿式的和稀泥,也不意味着就完全不讲矛盾或斗争。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一切发展本质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不断运动的结果;按照儒家一贯的看法,变动不居的万象都可构成相反相成的统一整体。因而由强调斗争到重视和谐,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向儒学的主动靠拢,而且象征着斗争辩正法向和谐辩证法的转化——斗争辩证法难以包融“和合”或“和谐”,和谐辩证法却可以包融“矛盾”或“斗争”——无论斗争或和谐都在新的辩证思维结构中获得了相反相成的统一。以长时段的视域为判断依据,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尽管一切都才是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现在已步入了儒家化的语境,显然是一越往后就越能清晰看出的客观历史事实。历史虽然不能比附,但却可以借鉴,对照佛教不断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我们依然感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由于传统中国举凡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无一不受儒家思想学说影响,故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必然也是不断儒家化的发展过程。又由于儒学形上形下两重世界彻底贯通,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故儒学可以包融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则很难包融整个儒学。当然,以佛教经历五百年的发展才彻底中国化为参照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说才刚开始。我们暂时无法将实证的方法施之未来,做出预言家式的判断,但仍坚信任何学说如要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发挥作用,均必须经历与中国国情相应的吸收改造过程。意识形态的本土化回归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易》观时察变的智慧告诉我们必须俱足等待的智慧。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过程是这样,未来其他学说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也必然是这样。

儒学受到左右两派的挑战,历史上并非一次。孟子早就说过:“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与今天的情况类似,“墨”与“杨”恰好代表左右两派,而儒家的中道(中庸)思想则能包容两派又超越两派,表现出和平中正和广大高明的伟岸气象。历史上儒学成为主流性的精神信仰,决非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民族集体的选择,只能本着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对待由逃“墨”入“杨”而归“儒”的历史现象。譬如说我们当然尊重自由主义者的价值选择,但“自由”的理念多向前走一步,会不会导致无政府混乱状态?我们自然也能欣赏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诉求,但“平等”的理念一旦过度教条化,会不会窒息民族集体的创造生机?儒家当然也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但无论东方或西方,古往今来的教训斑斑俱在,我们只能在历史文化中寻找发展或建构的合理动因,而不忍一国上下均沦为某种主义试验的牺牲品,因而“中道”的智慧仍为今天的中国所必需。合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固然需要多元,但也不能遗忘华夏民族本来固有的主体地位,即使自由主义提倡的民主宪政,也不能脱离一国民族长期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习俗、政治、道德、宗教等成套的文化系统,当然必须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力量参与其中,未必就无创立儒家民主宪政制度架构的可能。严格说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并没有完全对立的冲突,特别是大陆自由主义者从激进转为温和,开始在传统文化的取舍问题上变得相对保守,甚至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以儒家学者自诩,不仅相互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即同情旁助的契机也逐渐显现。哈耶克就认为生机勃勃的传统乃是创造力的活泉,即使自由主义也必须扎根于充满活力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与哈耶克强调自动自发的秩序才是最合理的自由秩序类似,儒家从来都认为符合人性的温和的仁政而非反人性的暴力强制才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秩序的最好方法。然而尽管如此,“马魂中体西用”仍只能是一种杂凑式的拼盘,不符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要求,必须另寻一种彻上彻下的思想来凝聚全民族的共识,至少目前为止除了儒学,我看不到其他可以全面代替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