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文/吕新雨)
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因此，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渊源是来源于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共产党，但是这一点今天却讨论得很少。反而是自由主义右翼更明白这一点，他们通过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做了大量工作。否定了列宁主义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其实已经不言而喻。
讲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道路的关系，如何不讲列宁不讲苏联革命，不讲共产国际的历史，不重新梳理这些历史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叙述的。所以如何重新讨论共产国际？这就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裂。这个问题今天重新回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路径要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或亚细亚专制主义)切断，直接剪辑到欧洲福利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修正主义重新翻案，中国和苏联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把恩格斯抬出来压马克思，为修正主义张目。用恩格斯打压马克思，用斯大林打压列宁，是其基本策略。但是，这个主张从来不正面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之后全面背叛工人阶级，背叛社会主义，滚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面？这个政治路线的脉络从来被他们没有清理过。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决裂与路线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今天自由主义右翼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来抢夺左翼的旗帜，要把毛泽东思想拉回到新民主主义，用裁剪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阉割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这些新的理论动向都必须与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重新理解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历史的洞察，以及批判的源泉。
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是，这一特殊性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基础上完成的，特别是在与苏俄革命联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清理这个历久弥新的历史课题。
(一)列宁为什么关注辛亥革命 ？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际，也正是同盟会成立的一年。当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示的辛亥革命推翻王权，共和国终于在艰难中诞生之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为之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起义或革命十余次之多。此时俄国正处于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革命的关键期间，流亡欧洲的列宁忙于与孟什维克的斗争，鉴于党内围绕着《火星报》展开的路线斗争分歧严重，已经无法调和，列宁决定把布尔什维克派变成布尔什维克党， 重建国外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委员会，这也是因为在俄国工作的全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都被捕了，需要重建党的最高机关。
1912年1月5日，列宁在布拉格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决议，其中就包括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①]：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趁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大会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②]
布拉格会议是辛亥革命得到的最早的国际声援，并第一次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列宁最早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之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物质支持开辟了道路。而此时的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反对之，这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机会主义”——这正是今天翻案史学的主要立论。
孙中山最早被俄国革命党人开始了解，是1897年俄国民粹主义色彩的杂志《俄国财富》对孙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的翻译、采访，以及对孙的两篇文章翻译，最早在伦敦与孙接触和访谈的俄国人即为一名民粹党人。[③]自此，中国革命就始终被俄国的社会民主革命党高度关注。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讲》中阐述了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其演讲的上半部分迅速被翻译为法文，刊载在1912年7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上，7月15日便转译为俄文，题为《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刊登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上。该报正是响应列宁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重要任务：恢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刊物，而于1910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流亡海外的列宁自己在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重要文章，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战斗性、影响力的党在俄国的合法机关报。该报从1911年起系统报道中国情况，刊登学潮消息，还翻译了同盟会的传单，辛亥革命后则辟出“中国革命”专栏。[④]在刊登孙中山演讲的同一期，列宁便刊登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要文章[⑤]，这是列宁第一篇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稿，首先涉及民粹主义。中、俄两国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的两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同时刊登在一期报纸上，从办报理念上是凸显议题重要性的方法。也可见列宁的政治判断力非同寻常，中俄之间在革命上的密切同步与互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被重视。
列宁第一个发现并敏锐地指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共同性，孙中山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在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这就“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
列宁的分析逻辑是，中国的革命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西方的道路”，在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情况下，“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孙中山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被看成是欧洲启蒙主义的继承人，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代表整个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公共性。但是不可忽视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这就形成了这样的特点：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⑥]
农民问题和民粹主义的问题，正是中、俄革命中所共同面对的历史关键，决定了二十世纪中、俄革命与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⑦]，它也直接决定了二十世纪不同于欧洲的东方“社会主义”的出现。在这个以铁与火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开辟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中、俄(苏)之间既有汇合，也有分流，这正是今天特别值得重新检讨的历史遗产，它不应该被柏林墙倒塌所激发的历史灰霾所遮蔽，如此，则历史的奥秘就会永远塌陷为历史的黑洞，——它并非不存在，却是以无意识的力量控制和吸纳历史的能量，一如宇宙的黑洞。
作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曾经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盛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指出，第一个对辛亥革命的国际意义做出精确分析的“应归于列宁，而不幸这一事实却为大部分历史学家所忽略。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权力后，他对辛亥革命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政策”。[⑧] 因此，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之外，还应该看到列宁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判断对于建立新的世界格局所具有的坐标意义，这是列宁主义开始把视野从欧洲转向东方的历史依据，并由此改变了世界。从此，俄国革命就与中国革命汇集于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之中，一个共同的历史大舞台，并且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1919年之后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了中国，中国同样也影响和改变了共产国际与苏联，这是一个彼此共同探索和改变的过程。这正是为什么1912年前后的列宁要连续发表文章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中国革命的意义对于俄国革命意义攸关，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