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著，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Basic Books，2012
(文/牛军 北京大学)
文安立教授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教授，现在哈佛大学任教。他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总会受到学术界以及学术界之外的广泛关注，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请他聊中国的事情。我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著作都体现出作者在论述方法上超出了传统外交史研究的窠臼，融合了大量世界史、国际史、社会史等新观念、新视角，比较综合性地反映了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的新趋势。《躁动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是其中又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跨度巨大，概括了1750至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者看来是在有意摆脱以往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states)间关系的狭窄视野，他提出应重视观察和分析中国内部的多样性、中国与它以外的世界交往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与外部发展前景的多种可能性，等等。该书不论是论述结构还是提出的诸多新见解等，都是富有启发的，尤其值得中国读者认真和深入的思考。
“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且影响重大的问题，这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并且被人们普遍接受，过往的研究称汗牛充栋，争论也从未停止。在很多人中国人看来，在上个世纪及其之前，这更多的是中国人的问题，因为是中国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面临更多的困扰、难题；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和挫折。尤其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正经历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情况，即在背后支撑和推动西方入侵中国的文明大大超过中华文明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中国人不仅因此而遭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侵犯和压迫，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自豪感长期赖以存在的传统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在应对西方文明时感到无比的吃力，表达自己也困难重重，不知所措。这种境遇是在中国发生和持续思考和展开相关争论的源头活水，有关这个历史进程的研究和争论持续了100多年，从未中断。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而大幅上扬的民族主义精神导致了一些新的著作，试图从更为长远(1840年以前)的过程来看中国与它以外的世界的交往及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顺便提及，国关界最近的成果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扬帆博士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这本书试图解释，在1840年英国入侵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现代性，因此曾经有希望同外部世界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并超越民族主义的狭窄范式而提供更具包容和普世的“世界观”。这其实符合了当下中国人日益增长的自信和与世界共舞的渴望。
不过，从世界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前景看，“中国与世界”对中国以外的人们正成为更大的问题，或许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这种变化的历史场景更凸显了《躁动不安的帝国》在此时问世的意义和作者提出的问题的重要价值。由于中国出人意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世界各个方面的面貌，世界从未如此需要严肃认真地反思，中国过去曾经如何与世界相处，以及未来会给世界带来些什么影响。进一步说，中国已经如此之深地融入到世界之中，以致已经很难将中国同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国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世界的中国”，所以“中国与世界”真正成了“我们”的共同问题，尽管很多中国人仍然意识不到这个变化的程度及其深远的含义，继续享受着相对简单的民族主义精神带来的亢奋和快感。在这方面，Arne Westad教授在书中对1970年代以后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内外变化的影响做了很有启发性的描述。他在第十章的后半部描述了在中国融入世界时，美国和中美关系起了十分独特而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由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中共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立等，继续是“敌”、“友”难辨的，如同中国人对“西方”的整体看法一样。(pp.403-404)
正如《躁动不安的帝国》一开始所说的，所有研究中国(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的学者首先都必须回答一个ABC级别的问题：“中国是什么”(what is China)？(p.2)答案一定是复杂和多样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路径。世界对中国的评说历来都是十分复杂的，从溢美之词到诅咒，以及浪漫的想象。反之，中国人对世界看法同样复杂。这一切都与彼时彼地彼情彼景密切相关。过去如此，今后也不会有根本的不同。
文安立教授选择从1750年开始这本书的叙述，这同他的外交史研究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正是从在这个年代，中国清王朝大致确定中国的地理疆界，从而为中国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和文化开拓了存在的空间。 从学理的角度叙述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如果没有确定的空间，有时的确很难确定将哪些人当做中国人或外国人。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作者同时也从这里开始揭示了中国复杂的多样性的无处不在和自始至终。按照书中的描述，这个地理空间是乾隆皇帝与不同类型的外国人或当时的非华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确定的，例如同东南亚人通过朝贡贸易、同俄罗斯人通过欧洲通行的条约体系、同准噶尔人通过战争，等等(see pp.6-9)。从这个时候开始，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中国人开始了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其内容相当庞杂，从政治顶端的国家安全战略到移民潮、文化交往、贸易与传教、直至无数次的战争，等等。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在如此复杂的结构中形成的，它肯定是五花八门并变幻不定的。
在中国，多数人都相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林林总总、变化万千，居于核心的则是中国与现在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大量的研究集中于中国作为国家(state)曾经和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同这个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些研究当然是有道理和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是贯穿《躁动不安的帝国》全书要旨，即时至今日，不能再简单地从“国家与国家”(state and state)的关系来解读中外关系的历史 。《躁动不安的帝国》通过全景式的描述，为读者展示了中外关系必须要重视的历史画面中那些更丰富的方面和更复杂层次，不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有兴趣的读者，都必须超越传统的围绕国家(states)间的行为和官方、精英思考的历史叙述，在复杂的不同阶层和不同位置(包括地理位置)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互动中，寻找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和延伸的根源、线索与逻辑。
实际上《躁动不安的帝国》最富启发之处也就是将中外交往的历史叙述从国家(states)之间的关系史 转向人与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这证明了作者深受“全球史”、“社会史”等的影响，他的目光不同以往之处在于更多地关注到在中国的外国人、外国人社区与“此处”中国人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互动，以及反之，在国外旅行或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中国人社区与“彼处”外国人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交往等等。是这些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它们同国家(states)间的关系一起，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以及世界的“中国形象”。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包括不同社区之间、个人之间、家庭、宗教、文化教育、医疗、慈善事业等等等等，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方面发挥了或许是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作用。毕竟，中国在国家层面曾经有过试图通过实行某种政策而将中国与世界隔离开的时期，如嘉靖年代的闭关政策与1950-60毛泽东时代“自我孤立”，以及持续到现在仍然存在的中国政府试图在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交往中设置藩篱的各种各样的措施，例如名称很有象征性的防火墙一类。《动荡不安的帝国》通过有很强说服力的叙述告诉读者，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认识，不能离开对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交往的研究和理解。
在写这篇评论前不久，本人参加了一场有关近代中外关系的国际研讨会。在我主持的分组讨论中里，几篇论文从不同方面描述了192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那个历史画面可以用离奇古怪来形容。几乎在同一时间，南京的中央政府在同英国人认真地谈判，以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在江西的农村，草根革命者们正在同苏联代表讨论，如何从共产国际那里搞到举行暴动的经费。这印证了《动荡不安的帝国》提出的重要观点，即必须重视并进而强调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同样巨大的差异、中国可以大致分为中心地带和乡村地带、不同地区与外部世界存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互动、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存在着两个(我认为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发展方向。
从积极的角度相比较而言，1970年代中美开始和解后的中外关系还是最激动人心的发展。《躁动不安的帝国》对这个时期的叙述给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部分原因是作者继续将叙述的中心放在中国的多样性和由此导致的中外关系演变的多样性上，尽管中国政府正是由此开始同外部世界建立和发展越来越全面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使中国受益颇多。简而言之，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今天的成就得益同这个体系之间的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不过，中国仍然是“多样的”，国家(states)间关系的长足发展既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各领域和各层次的交往，这种交往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蓬勃发展并不可逆转，它们将中外关系引向深入，将中国引入世界。这个特点在中美关系中尤为突出，读《躁动不安的帝国》时有此感受可能同我在十年前从事中美关系研究有关，那时我曾经与身处政治高端的美国政界、军界精英探讨中美危机管理，同时与在贵州(在中国称边远省份)的山区农村长期生活的美国青年交往。这两种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等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同样使我理解美国和美国人是多么的不一样。这样多样的交往不可或缺，因为人们生活在多样的世界里，但是每个人都会出于本能的相信自己能够而且已经知道了一切，包括另外一个国家的一切，尽管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躁动不安的帝国》告诉读者，中国从1750年代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躁动”，19世纪中叶大规模发展的中外关系加剧了这种“躁动”。进一步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确定了前进的方向，还是如这本书所说的，仍然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如《躁动不安的帝国》所说：“过去塑造现在”。但是，“没有人希望过去又轮回至少不要完全按照过去的方式轮回”。(pp.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