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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庆亲王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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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靳鹏

1917年,清廷授封的最后一个铁帽子王奕劻死在天津,时年七十九岁。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故而停尸不殓。

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谬丑者,南宋孝宗憎秦桧之恶,封以此谥;幽厉者,周朝之幽王、厉王,皆为残暴昏庸之君。

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者,“追悔前过”之意。

清帝逊位之后,清廷的孤臣孽子,大多迁居青岛,以示远离政治,避居海角,不食周粟。而七十余岁的老亲王奕劻独独选择在天津,与这些宗室或遗臣,往来无多。宗室遗臣谈及奕劻,态度大抵与溥仪相近,或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

荣辱忽焉,皆在圣意

自1861年祺祥政变至于辛亥革命,五十年间,“罪人之后”奕劻能力不高,学问不行,却始终做官做的顺风顺水。在前清的最后十年,奕劻或为领班军机大臣,或为内阁总理,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庆邸官爵之隆,晚清除醇邸之外,难有其匹者。

有一说法称,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的一手好字。故而政变之后,奕劻受慈禧重用,恩宠终身不衰。但庆亲王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始终如鱼得水,其才具,绝不是一个捉笔小吏足以概括的。

奕劻做事,作风稳重,滴水不漏,“荣辱忽焉,皆在圣意”。1900年庚子事变,就是对奕劻政治能力的一个很好说明。

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不能令时局失控而致外交失和”。不过,他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观点,并非朝中主流。端郡王载漪等“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奕劻以不表示拼死反对。由此,尽管在庚子年奕劻是属于少数派,但却未失太后之恩宠。

1901年,奕劻与李鸿章为全权代表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谈判、议定至于签字,皆李鸿章一手操办,奕劻默默而已。

相应于对于晚清政坛保守持重、“维稳第一”的政治风格,官僚施政能力高下,不是最高决策者最看重的,由此,谐媚软熟之人,往往能按部就班地升迁。人事的僵化,正是体制僵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僵化的人事体制中,官员的能力,并不会成为评价的标准。

“老庆记”的生意

不过,作为清季重臣,奕劻的行政能力,绝不是其在辛亥年之后大受诟病的主因。辛亥年之后,宗室遗臣对奕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受贿,其二是劝退。溥仪关于奕劻在辛亥年的所作所为,有个最为苛刻的评价,溥仪说:

  “(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1901年,两宫回銮,慈禧宣召护驾有功的岑春煊,称奕劻与岑,同受倚重,可往一谒。岑春煊粗鲁率直,回禀说,“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在辛丑年,奕劻尚未出任领班军机,其贪鄙好货,却已朝中人人知晓了。时人称庆亲王府邸为“老庆记公司”,专卖官鬻爵。

岑春煊所言门包,是给看门人的钱。这不过是进庆邸的第一道关,如无门包,看门者便送上一句“老爷不在”就打发了。门包的多寡,也可以看出求见者的地位轻重,钱多办大事,无钱寸步难。据传奕劻桌上,常备一锦盒,内置各地官员名录及缺员名单,以求官者所得官之肥瘠索贿。

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称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该报还爆料称,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贪,与和珅不相上下。两人同为领班军机,和珅之贪,清室由盛而衰。奕劻之贪,清季之乱局几不可收拾。

在众多奕劻贿赂者中间,袁世凯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贿方式更是无微不至。1903年,领班军机荣禄病重,袁世凯计算奕劻将继任,遣杨士琦持银十万两相赠。庆王正式屡新之后,袁世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婚,皆由袁世凯一手布置,不费王府一分钱。当时的知情人刘厚生说:

“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庆袁这对组合,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

辛亥变起,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为袁党)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启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

“老庆记”的性命

1911年十 一月一日这一天,奕劻五十年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到了尽头。

该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三人联名上书,请“迅简贤能,另行组织完全内阁”。诏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以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那桐、徐世昌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弼德院这个机构,相当于政府的一个智囊团。在革命浪潮中,这个人事安排,为奕劻留足了退路。

不过奕劻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全部结束。这一年年底,南北和谈进入关键阶段,清帝逊位与否,南北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逊位与否,在皇族宗室中,也产生巨大的分歧。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坚决主张帝制,并以暗杀相要挟。而以奕劻、溥伦等人,则主张逊位媾和,以此得享民国优待。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良弼、铁良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据宗室溥润回忆,隆裕宣召奕劻进宫,奕劻进宫门,念叨“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至听候召对室,又念叨“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战”。溥润回忆,奕劻主共和,是秉承袁世凯旨意。

2月12,清帝逊位,家人劝奕劻前往天津避难,奕劻执意不肯。亲家孙宝琦与长子载振强起奕劻,“绑架”至轿车,天未亮即出正阳门,赶头班火车奔赴天津。车发北京,奕劻如释重负,卧塌而眠。至天津,奕劻饮食如故。

在天津小住一段时日后,听闻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革命风潮已经平息,劫难已过,奕劻终究舍不得北京的一片家业,遂再回北京。一进庆王府,但见满目狼藉,犹如抄家。问下人,回禀称:

“您前脚刚离府,二阿哥和五阿哥后脚就进府了。还有几位挎枪的洋兵陪着,一溜十几辆车把能拉的都拉走了。”

奕劻闻之,面色坦然,“罢了,拿去就拿去吧”。

二阿哥和五阿哥,即奕劻二子与五子,一喜狎妓赌博,一嗜田猎玩耍。至1930年代,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就称,庆王府的钱,“其赀已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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