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靳鹏
1917年，清廷授封的最后一个铁帽子王奕劻死在天津，时年七十九岁。庆王府按惯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讨谥号，为其评定一生功业，故而停尸不殓。
内务府大臣初拟谥“哲”，按谥号解，知人曰哲。溥仪不同意，亲选四字，让内务府选择，为“谬、丑、幽、厉”。谬丑者，南宋孝宗憎秦桧之恶，封以此谥；幽厉者，周朝之幽王、厉王，皆为残暴昏庸之君。
溥仪之父载沣闻此，终觉同为宗室，有所不忍，劝溥仪网开一面。溥仪仍不肯。后在亲贵力争之下，才赐谥“密”字，密者，“追悔前过”之意。
清帝逊位之后，清廷的孤臣孽子，大多迁居青岛，以示远离政治，避居海角，不食周粟。而七十余岁的老亲王奕劻独独选择在天津，与这些宗室或遗臣，往来无多。宗室遗臣谈及奕劻，态度大抵与溥仪相近，或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
奕劻
荣辱忽焉，皆在圣意
自1861年祺祥政变至于辛亥革命，五十年间，“罪人之后”奕劻能力不高，学问不行，却始终做官做的顺风顺水。在前清的最后十年，奕劻或为领班军机大臣，或为内阁总理，又在1908年获授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庆邸官爵之隆，晚清除醇邸之外，难有其匹者。
有一说法称，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的一手好字。故而政变之后，奕劻受慈禧重用，恩宠终身不衰。但庆亲王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始终如鱼得水，其才具，绝不是一个捉笔小吏足以概括的。
奕劻做事，作风稳重，滴水不漏，“荣辱忽焉，皆在圣意”。1900年庚子事变，就是对奕劻政治能力的一个很好说明。
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不能令时局失控而致外交失和”。不过，他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观点，并非朝中主流。端郡王载漪等“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奕劻以不表示拼死反对。由此，尽管在庚子年奕劻是属于少数派，但却未失太后之恩宠。
1901年，奕劻与李鸿章为全权代表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谈判、议定至于签字，皆李鸿章一手操办，奕劻默默而已。
相应于对于晚清政坛保守持重、“维稳第一”的政治风格，官僚施政能力高下，不是最高决策者最看重的，由此，谐媚软熟之人，往往能按部就班地升迁。人事的僵化，正是体制僵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僵化的人事体制中，官员的能力，并不会成为评价的标准。
“老庆记”的生意
不过，作为清季重臣，奕劻的行政能力，绝不是其在辛亥年之后大受诟病的主因。辛亥年之后，宗室遗臣对奕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受贿，其二是劝退。溥仪关于奕劻在辛亥年的所作所为，有个最为苛刻的评价，溥仪说：
“(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1901年，两宫回銮，慈禧宣召护驾有功的岑春煊，称奕劻与岑，同受倚重，可往一谒。岑春煊粗鲁率直，回禀说，“彼处例索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亦不能作如此用。”在辛丑年，奕劻尚未出任领班军机，其贪鄙好货，却已朝中人人知晓了。时人称庆亲王府邸为“老庆记公司”，专卖官鬻爵。
岑春煊所言门包，是给看门人的钱。这不过是进庆邸的第一道关，如无门包，看门者便送上一句“老爷不在”就打发了。门包的多寡，也可以看出求见者的地位轻重，钱多办大事，无钱寸步难。据传奕劻桌上，常备一锦盒，内置各地官员名录及缺员名单，以求官者所得官之肥瘠索贿。
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称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该报还爆料称，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就达到200万两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贪，与和珅不相上下。两人同为领班军机，和珅之贪，清室由盛而衰。奕劻之贪，清季之乱局几不可收拾。
在众多奕劻贿赂者中间，袁世凯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贿方式更是无微不至。1903年，领班军机荣禄病重，袁世凯计算奕劻将继任，遣杨士琦持银十万两相赠。庆王正式屡新之后，袁世凯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庆王及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儿女成婚，皆由袁世凯一手布置，不费王府一分钱。当时的知情人刘厚生说：
“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在清末最后十年中，庆袁这对组合，一个掌朝，一个掌军，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个“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军政，大半北洋。甚至于袁世凯在1909年下台，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军事上的垄断地位。
辛亥变起，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为袁党)第一个想到能挽回局势的，就是袁世凯。而能说服载沣重新启用袁世凯的，也只有奕劻。
“老庆记”的性命
1911年十 一月一日这一天，奕劻五十年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到了尽头。
该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三人联名上书，请“迅简贤能，另行组织完全内阁”。诏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以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那桐、徐世昌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弼德院这个机构，相当于政府的一个智囊团。在革命浪潮中，这个人事安排，为奕劻留足了退路。
不过奕劻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全部结束。这一年年底，南北和谈进入关键阶段，清帝逊位与否，南北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逊位与否，在皇族宗室中，也产生巨大的分歧。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坚决主张帝制，并以暗杀相要挟。而以奕劻、溥伦等人，则主张逊位媾和，以此得享民国优待。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良弼、铁良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据宗室溥润回忆，隆裕宣召奕劻进宫，奕劻进宫门，念叨“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至听候召对室，又念叨“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战”。溥润回忆，奕劻主共和，是秉承袁世凯旨意。
2月12，清帝逊位，家人劝奕劻前往天津避难，奕劻执意不肯。亲家孙宝琦与长子载振强起奕劻，“绑架”至轿车，天未亮即出正阳门，赶头班火车奔赴天津。车发北京，奕劻如释重负，卧塌而眠。至天津，奕劻饮食如故。
在天津小住一段时日后，听闻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革命风潮已经平息，劫难已过，奕劻终究舍不得北京的一片家业，遂再回北京。一进庆王府，但见满目狼藉，犹如抄家。问下人，回禀称：
“您前脚刚离府，二阿哥和五阿哥后脚就进府了。还有几位挎枪的洋兵陪着，一溜十几辆车把能拉的都拉走了。”
奕劻闻之，面色坦然，“罢了，拿去就拿去吧”。
二阿哥和五阿哥，即奕劻二子与五子，一喜狎妓赌博，一嗜田猎玩耍。至1930年代，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就称，庆王府的钱，“其赀已罄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