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杨智友)
1864年8月28日，太平军终于扛不住清军的轮番攻击，被迫弃湖州城而去。在这场天京沦陷后规模最大的战役中，“常捷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赢得了“非凡的声誉”。与先后饮弹毙命的两任统领相比，副统领日意格无疑是幸运的，至少在浙江战场归于沉寂时，他还毫发无伤。而宁波道台张景渠也没有忘记日意格，不仅夸他是“拯救宁波及其周围地区的功臣之一”，还向朝廷大力举荐。
据日意格先生自己记载，“上报到北京后，皇帝便奖给我二等功牌和无数的礼品”，尽管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荣誉，但与那件令人艳羡的黄马褂，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伴随着领赏好消息的，还有从杭州传来的坏消息。借第三任法籍统领德克碑先生动身前往法国之机，中方官员将“常捷军”削减了1000 人。“兵营中谣言四起”。直到9月9日，日意格得到更狠的消息，他将被迫回到宁波海关述职，部队也“将于后天开往杭州，并就地予以遣散”。作为一个中国通，日意格当然明白“鸟兽尽良弓藏”的硬道理，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希望遣散事宜能以一种更为体面的方式，在更为优惠的条件下进行”。
因此，当这只即将作鸟兽散的部队扛着军旗开进杭州城时，悲怆让他们的头儿日意格先生成为了一个诗人，面对“满城已被夷为平地，居民俱遭杀戮”的惨状，他写道：“白色的墙壁凄然朝天而立，仿佛要讨回已失去的屋顶”。这样的诗句，又何尝不是他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日意格有所不知，上帝在关闭一扇窗的同时，往往会打开一扇门。他的这次杭州之行，正是他在中国开启新的辉煌事业的肇始。而这一切，还要从
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海军梦说起。
在与“常捷军”的接触中，给左宗棠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非轮船莫属。如果说以前对于“泰西火轮兵船”之先进，他还是道听途说，那么在攻打杭州时，他对“常捷军”的坚船利炮却是亲眼目睹。对比之下，中国武器的落后令他深受刺激，就靠这些木制帆板船，如何能防守中国绵延几千里的海防？ 借助常捷军，固然可以“贻海疆积弱之忧”，可是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只有“急谋自强”，学习洋人造船，方为上上之策啊！
这边“常捷军”激战正酣，那厢左宗棠也作战科研两不误，开始“觅匠仿制小轮船”。及至日意格率军赶赴杭州时，左总督已经造出“形模粗具”的小火轮，在西湖试航了。此前，广州也曾试图建造“用火呼吸的怪物”，但未获成功。因此左宗棠还是很有些成就感，以至于当日意格前来洽商遣散事宜时，不无得意地向其展示。只可惜这艘其慢无比的“轮船”并不受日意格的待见，我们不妨看看他在日记里是如何挖苦并虚与委蛇的。
“拜访左宗棠总督。他身穿礼服接待了我，甚至走到里面门厅的入口处来迎接我。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让我看一只由一个中国人自行建造的小汽船。该船的轮廓与宁波的船只相仿，一前一后共装载两人。总的来讲，它拥有了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汽船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前几天，总督曾在西湖对该船进行试航。他向我展示了用作设计的两件工具，说这是一名60 岁的中国人制造的。我回答说：‘棒极了，这证明中国人非常聪颖’。”
福州船政局这样的回答，再一次证明了日意格先生不愧是中国通。而他的下一句“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的合理化建议，更是说到了左宗棠大人的心坎上。或许这两人日后联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清的海防事业上，便是在这一天埋下了种子吧！
在接下来的日子，戎马倥偬的左宗棠忙于镇压太平军残余，有关造船事“未暇定议”。日意格回到宁波海关税务司任上，依然不甘寂寞，“继续鼓吹法国人在上海地区及其他地方的外国人训练项目”。不管日意格先生怎么折腾，只要他的活动“仍然是在帝国海关领导之下，赫德便能够对他容忍”。直到一年后的某一天，“当日意格通知总税务司，他打算离开海关去帮助左宗棠建立福州船厂时，赫德发怒了！”
原来，战事平息后，像左宗棠这样开明的地方官员，便有时间腾出手来认真对待国家安全问题，他在上奏朝廷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疾呼：“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如此，既可实现他的自强理想，又在中央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时，为大清国防组建现代海军。
但是，在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的条件下，左宗棠只有依赖洋人的帮助，他主张给洋人以优厚的报酬，聘用他们来为中国服务，就像“常捷军”的运作，即是成功的案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领域罢了。对英国很反感的左宗棠，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在设局造船一案提上议事日程后，便将橄榄枝伸向了曾经合作愉快的日意格和德克碑。其实这二位都不懂造船，左宗棠看中他们的，除了能引进技术、人才，还有其法国官方背景。
于是，彼时已是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在一切都安排妥帖后，趁赫德即将回国省亲最后忙着收拾行李的当口，向他的最高首长摊牌了。
那是1865年11月13日的下午，赫德这样记述：“日意格当时对我说，他现在必须赶快告诉我他在有空时打算谈的一件事：他要知道我何时可以接受他的辞职，因为他希望同德克碑一起在左制台那里效力，监督一所海军学堂、船坞、铸造厂和制造所。他给我看他们拟议的章程，说雇用的人将全部是法国人，皇帝已告诉德克碑先办下去，保证给他支持。”这里的皇帝指拿破仑三世，他的态度表明了法国政府支持中国办船厂。
赫德“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日意格隐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连合同都签好了！他却被“蒙在鼓里如此之久”。愤懑之余，赫德告诉日意格：“他最好是以与海关相联系的方式，而不是以与海关相脱离的方式，去实现他的目标。”面对挽留，日意格直言他不喜欢受赫德的掣肘和束缚，“希望开创一个独立的事业！”
话不投机，双方达成的唯一协议是日意格在明年三月份之前，不考虑离开海关。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位有野心的法国下属”再次让赫德不爽。因日意格在湖州战役中的特殊贡献，左宗棠为其争取到正二品的总兵衔，而赫德才是文官三品。尽管武官官阶被认为低于文官官阶，但赫德还是感到情何以堪。罢了罢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在左宗棠的呼吁下，清廷很快谕示：“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
闽海关为仅次于江海关的富关，经费保障自然不在话下。有了人和钱，下面就是选址。左宗棠在日意格和德克碑的陪同下，亲自勘察，最终选定福州下游40里的罗星塔马尾山下，该处闽江水深7米，实乃建设造船厂的理想地址。
1866年8月19日，由闽海关拨出40万两作为开办费，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在马尾成立。当年“常捷军”的正副统领，应邀来总揽船政一切大小事务，只不过他们的先后排名调了个个儿，日意格担任船政正监督，德克碑任副监督。
赫德犹有不甘，授意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美理登出面搅局。美理登遂散布流言，指责日意格想把法国卷入到中国一个有风险的计划中去，致使法国决策人士产生了“船厂的冒险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担忧。日意格据理力争，通过多种渠道阐明与中国进行合作，将有助于法国的利益。最终，法国政府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设备。
就在方圆数里的马江之滨桩声震耳，船政基础建设如火如荼时，左宗棠接到了转补陕甘总督的圣谕，赴任前，他将其未竟的事业，交给了林则徐女婿，时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是年底，左宗棠离开榕城北上履职，日意格、德克碑也取道香港乘船前往法国，为建厂和造船采办机器、雇用技术员工。
在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事业蒸蒸日上。这当然与船政正监督日意格的全力辅弼分不开。他忠实地履行职责，除了不辞劳苦地屡赴法国及东南亚各国采购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还在建厂造船事宜方面调度得法，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沈葆桢称赞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
眼见日意格的船政事业风生水起，赫德的态度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他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希望这个计划能顺利进行”。1867年6月27日，他在给福勃士的信中，这样写道：“日意格聪明能干，中文讲得好。他是法国人，好胜心强，又不看重金钱。德克碑虽不是显贵，却是出生于一个好的法国家庭。他可以为日意格争取到他本人得不到的支持，但从个人上说，他并没有特殊能力。
现在中国就要把舢板船改为轮船，他们必须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而且起步越快越好。日意格的计划很及时，尽管费用很高，但我希望计划成功！”
看来赫德并不是言不由衷，他在信的结尾，热情洋溢地鼓吹造船的种种好处：“随着造船业的发展，也就需要铁和煤，也就需要开采矿产，也就需要铁路、电报、造币，最后中国就需要对一切进行改革。这样，日意格的计划就是个萌芽，会发芽，结花蕾……
沈葆桢向清廷奏报时附呈的“万年清”舆图，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经过三年的努力，这座远东首屈一指的船厂结出了第一颗果实。1869年7月，排水量达1370吨的第一号轮船下水。船政大臣沈葆桢亲自命名为“万年清”号，(英文译名Wan Nien Ch’ing)寓意大清江山万年长青。“沈又亲自率厂正监日意格出海试航成功。10月该轮迳驶天津。清廷总理衙门派三口(津、宁、沪)大臣会同验收”。
大清国产第一舰“万年清”标志着中国制造蒸汽轮船的真正开始，意味着与世界先进造船国家的差距大大拉近。朝廷也没有亏待日意格，他的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比沈葆桢还多400两！ 5年合同完成后，日意格更是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正如他给一位朋友信中所说：“我带了一大笔钱回法国。”除了物质奖励外，日意格先生还因功勋卓著，先后被授提督，赏加一品衔，一等男爵，一等宝星(嵌有宝石金质奖章)，当然，还有一件他爱不释身的黄马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