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源、萧军（中）与萧红（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何立波）
被誉为“东北作家群”领头人的萧军，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也给人留下了很多的疑问。萧军骨子里散发着一种“流浪汉”气息，他是现实的跋涉者、漂泊者。他天性爱好自由正义，不断地同旧世界、旧生活、旧环境发生本能性、必然性的冲突和对抗，不断地向新的光明世界和人生开拓、追求，这几乎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内容。从东北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从山西到延安，从延安到成都，又从成都到延安……“文坛独行侠”“十足的流浪汉”，几乎成为萧军的代名词。
从东北军宪兵到作家
萧军在童年时期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生母早逝、父亲冷酷、继母寡情、家庭败落，似滴滴苦水灌满他的心田，滋育了他本来就桀骜不驯的性格。1924年，萧军读到高三第一学期时，因反抗一个不正派的体育教员的欺辱，被学校开除学籍。父亲对他失望透顶：“我不想跟在你的身后吃官司。从此以后，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自谋生路去吧！”
1925年，18岁的萧军独自一人闯荡人生，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漂泊。在吉林，萧军在东北军阀部队当骑兵。1927年，萧军来到沈阳，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当宪兵。受训8个月后，1928年被分配到哈尔滨实习3个月。宪兵在哈尔滨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随意地吃、喝、嫖、赌、受贿、欺压无辜。但富于正义感的萧军却在骨子里同这样的生活难以融合，决定“一定要离开这第一个黑色的沼泽，发着臭味的坑，去走自己的路吧！”
1929年，萧军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这种行踪不定的行伍生涯，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萧军与朋友组织抗日义勇军，不幸失败，被迫离开吉林，逃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萧军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他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哈尔滨左翼文艺运动。
鲁迅、毛泽东：父辈与兄长
在所有和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人当中，萧军与萧红得到的关怀和支持最多。而萧军一生对鲁迅怀有无比诚挚的感情，他视自己为“鲁门弟子”，以传承鲁迅的衣钵为己任。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兄长。”
萧军是鲁迅一手扶植起来的青年作家。在鲁迅的晚年，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青年作家当中，萧军与萧红，这对当时正流亡在上海的东北作家夫妇，无疑是从他那里获得关爱最多的两位。
萧军和鲁迅的师生之情，缘于1934年两人的首次通信。当年，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萧军、萧红在东北出版了署名“三郎”“悄吟”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这也是“二萧”唯一的合集。6月15日，遭到通缉的萧军、萧红被迫流亡青岛。9月，萧军继续创作《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决心向鲁迅求教。10月初，萧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令他大感意外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鲁迅在复信中回答了萧军的疑问：“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萧军接到回信兴奋异常，将《生死场》的抄稿和《跋涉》，连同“二萧”的“美丽合影”一起寄给了鲁迅。就在这时，青岛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萧军工作的报社出了事，他和萧红只能选择再次流亡，乘坐日本轮船离开青岛，来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下午，经过令人心焦的等待，萧军、萧红终于在内山书店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由于萧军在之前的通信中把自己和萧红在上海的困境告诉了鲁迅，临走时，鲁迅掏出了20元钱，交给了他们，还另给了乘车的零钱。这令萧军和萧红感动不已。半月后，鲁迅为庆祝胡风儿子满月，在梁园豫菜馆举行宴会，特邀“二萧”参加。后来鲁迅又把“二萧”介绍给胡风，胡风专程登门看望他们，并为萧红的小说定名为《生死场》，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后记。
1934年，叶紫、萧军、萧红三人组成了“奴隶社”，他们的小说《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由鲁迅分别写序，推荐出版。在鲁迅倾力扶持下，《八月的乡村》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萧军一炮打响。张春桥化名“狄克”，撰文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评，指责作品“不够真实”。鲁迅当即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还击，爱护之心，溢于言表。
1936年5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之前，在上海拜访了鲁迅，与之进行了长谈。当斯诺问到“自1917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作家有哪些”，以及“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的回答都提到了田军(即萧军)，并为斯诺所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推荐了萧军的两篇文章。日本作家山本实彦请求鲁迅推荐几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登，鲁迅首推了萧军的短篇小说《羊》。就这样，在鲁迅全方位的爱护和帮助下，东北流亡作家萧军，迅速在大上海的文坛站稳了脚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周海婴回忆道：“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抡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声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有抬头，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中望去，看出是萧军。”
1938年3月21日，萧军头戴一顶旧毡帽，肩上斜挂着一个小包，穿着一双半旧的鞋，拄着一根行杖。这一经典形象，表明了他是从那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息跋涉着的“流浪汉”，他最终到了延安这块神圣的黄土地。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他也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碗里的酒，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是有关系的。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在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经常通信，萧军不断地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也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天。
萧军来到延安，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但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找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在“彼岸”，在别处。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皈依”过程。许多原本持有个人立场的作家放弃了原有风格，将个人融化到了时代的主流文化之中。而萧军则依然故我，维护着个人的叛逆天性，自由自在地四海漂浮，还是个精神的流浪者，不驯服的野马。
1935年3月10日，萧军就“自己身上的野气要不要改”，曾写信请教鲁迅。鲁迅回信说：“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毛泽东所说的要萧军“故意的强制的省察”的“毛病”和“弱点”，正是鲁迅建议萧军不要故意改的“野气”，这野气里有爽直，更有反叛和不驯服。从其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萧军的行述看，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但总体上仍然坚守着鲁迅的嘉许。萧军用他的实际行动标明了鲁迅和毛泽东在自己精神坐标上的位置。
毛泽东之于萧军，是当年天性气质相通的兄长，而这种相互引为弟兄的情感，在二人各自身份地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后渐行渐远，并最终消散于历史的无涯中。鲁迅之于萧军，一是文学的影响，一是思想的影响，一是人格的影响。这三者之中，按照程度而言，人格最重，思想次之，文学又次之。萧军至死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对鲁迅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的尊崇。鲁迅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精神立场。以这种个体独立性为参照，敢于对一切抹杀差异的途径持疑和持异，宁可承受深刻持久的内心孤独也在所不惜。鲁迅所持有的精神立场，成了日后萧军敢于力抗时俗的道德勇气的重要资源。
彭真的恳切之问，萧军的延迟入党
1942年的一天，萧军去毛泽东家串门时，见到毛泽东正与人谈话。毛泽东一见萧军，立即微笑着介绍说：“这位是彭真同志，他原来的名字叫傅懋恭。”一边说一边在一小张宣纸上写了“傅懋恭”三个字递给了萧军，又向彭真说：“这位是作家萧军，东北人，就是写《八月的乡村》的田军。”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是山西人，萧军是东北人，两人虽然不是同乡，却一见如故，越谈越亲热。后来，萧军常去看望他。彭真的朴实、正直、热诚使萧军视之为知己，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1943年文协撤销，改成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作家们大都下放与工农兵相结合，体验生活。1943年冬，萧军因为受不了招待所负责人的冷遇，一气之下到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落户当了农民。
1944年3月3日，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在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陪同下，来到偏僻的刘庄劝萧军回城。萧军深为毛泽东对自己的关怀所感动，考虑再三后回到了中央党校第三部。萧军从刘庄一回到延安，即特意前往拜访彭真。针对毛泽东在两年前力劝他“入党”的提议，萧军首次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意愿。萧军还带去了他在刘庄写的日记，并把自己“为什么要入党”的那部分拿给彭真看。彭真觉得个性极强的萧军能够克服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散漫等缺点，有了入党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他在表示真诚欢迎的同时，还恳切地提出：“党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你的顶头上司不一定比你的能力强，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候也不一定正确，你能够具体服从吗？”萧军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样诚恳地袒露心迹，毫不掩饰地说：“不能！如果决议对，我服从；如果我认为不对，我绝对不能服从，不能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不够党员资格，我还是在党外跟着跑跑吧，别给党找麻烦！”就这样，萧军自己又撤回了入党申请。
1945年4月，中央党校三部整风学习结束以后，萧军被分配到鲁艺文学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彭真被派往东北工作，萧军也被批准回东北工作。1946年8月7日，《东北日报》宣布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由萧军任院长。为尽快将工作开展起来，彭真派人专程到张家口接萧军。1946年11月10日，萧军离开哈尔滨去佳木斯东北大学“鲁艺”任院长。但是萧军觉得自己更希望创办一家出版社。经彭真同意后，萧军辞去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之职。1947年5月4日，萧军创办《文化报》并任主编。
1948年7月25日，萧军向凯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信中这样写道：“多少年来，我留在党外，这绝非从任何个人动机出发，而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几次和彭真、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谈到入党问题，我在坚持这看法的同时也觉得自己思想、感情还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在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的时期了——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到了应该解决的时期了，因此我今天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请你转达东北局，如何考虑给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转达并托他口述一切。”很快，萧军要求入党一事，由已经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向毛泽东做了专门汇报。8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意，批准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并由东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参加所在党小组生活了。
《文化报》创刊于1947年5月4日，到1948年11月2日被迫终刊，共计81期，在当时东北解放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政治影响。当时，《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的学生和来自延安的老干部等头衔和身份，对东北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天真、率直、自信、傲气的萧军，热火朝天地投入工作，没有体察身边环境的复杂性。好心的朋友们开始提醒他，要他赶紧收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萧军却不以为然，然而事实很快证明，朋友们的担心并非杞忧。1947年夏，《生活报》在哈尔滨创刊，由当时东北局秘书长刘芝明领导，宋之的主编。《生活报》一创刊，就把矛头指向萧军，指责萧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接着，《生活报》连篇累牍发表围攻萧军和《文化报》的文章，对萧军的思想、言行、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毁灭性的所谓“批判”。尽管萧军及替萧军鸣不平的同志写系列文章答辩，但都无济于事。1948年5月，东北局公布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刘芝明也亲自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以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姿态，实际上宣布萧军的政治生命和文艺生命结束了。从此以后，萧军便被钉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耻辱柱上，从文坛上消失了。紧接着，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停办，萧军本人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下放抚顺矿山“体验生活”。自然，参加党的生活一事也就泡了汤。直到晚年，一提及当年《文化报》的事件，以及头上那顶戴了30年之久的“三反”帽子，萧军的心境就难以平静。
一生难解女人花
早在1922年，按照乡俗，15岁的萧军就结婚了。女方叫许淑凡，长萧军一岁，是下碾盘沟村附近一个普通农家的姑娘，他们婚后一起生活了10年。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冯占海的抗日部队撤退后，萧军和方靖远在哈尔滨继续参加地下党反日活动，由于政治环境恶劣，萧军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把妻子打发回锦县老家，并告诉她，自己以后要漂泊天涯，抗日救国，生死未卜，为免误青春，请她另行改嫁，从此，两人断绝了夫妻关系。
萧军是因为同情萧红而与之相识的。1911年6月2日，萧红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家庭，她在这幢小屋里度过了不幸而苍凉的童年。当萧红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时，由于父母包办，和汪殿甲相识，两人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之后，汪殿甲扔下怀孕的萧红扬长而去。重病缠身的萧红走投无路，给当地的报馆写信求援。报社青年编辑萧军得知消息前往旅馆探望，这个求援的少女萧红含着眼泪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苦难身世，她写下的小诗美丽而又哀怨，震撼了这个笔名为三郎的东北大汉。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趁着洪水泛滥，孤苦无助的萧红终于投入了萧军火热的怀抱。
萧军与萧红的结合因缘际会，偶然性和现实性的因素较多。由于缺乏较深厚的情感基础，萧军总是扮演保护人和救世主的角色，而萧红总是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对她来说这在患难之初是需要的，可以容忍的。但随着萧红在文坛的崛起，她的文学成就使她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时，二人之间的裂痕便进一步扩大，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他们只适合乱世儿女情，性格和命运使得他们注定不能天长地久。
与萧红分手之后，萧军在西北遇到了与他相伴一生的妻子王德芬。1938年4月，萧军、塞克、王洛宾等到兰州采风，萧军认识了《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王德芬。来兰州后的第五天，萧军就约王德芬出去“散步”，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尽管家里反对，她却义无反顾，在不满19岁时就把“终身”托付给了萧军，跟随他漂泊一生。萧军在给王德芬父亲的信里，斩钉截铁地写下这样的话：“我只屈服于‘真理’，却不能对‘暴力’低一低头的。”“德芬已经是我的，我也是德芬的，即使刀放在脖子上也要爱到底。”
1938年6月，萧军带着王德芬离开兰州。从此后，他们相依相偎、携手走在了漫漫人生风雨路上。他们先从兰州到西安，从西安又辗转到达成都，然后又从重庆赴延安，又先后到过张家口、齐齐哈尔、哈尔滨和佳木斯、富拉尔基等地。后又来到沈阳、抚顺，最后定居在了北京。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心灵上的苦，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将他们击垮，而是历难弥坚。“文革”中，身陷囹圄的萧军冒着生命危险传出一封信给他的孩子们。信是这样写的：“好好关心你们的母亲！她的身体多病，又没经过什么风浪的折磨，她天真的犹如一个孩子！……她是这世界上唯一能谅解我的人。尽管我们思想常难一致；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人作风——各不相同，但我们却是不可分解的一对！”
萧军还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恋。1951年，44岁的萧军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来到了北京，经人介绍，租住了张公度家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的房客，一住就是几十年，直至去世。就这样，萧军走进了房东女儿张大学的生活。张大学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在尊敬中对萧军产生了深切同情。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
1952年夏，张大学怀孕了。萧军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张公度夫妇让女儿去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遭到张大学的拒绝。张公度断然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1953年3月17日，萧军的女儿出生，萧军为她取名萧鹰，而张大学坚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将孩子取名“张萧鹰”。萧军曾答应给张大学合法婚姻，但已很难实现了。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张大学心地善良、性格软弱，最后不得不做出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在毕业分配时，她婉拒了学校的挽留，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1957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
萧军建国后经历坎坷。1979年11月，耄耋之年的萧军重返文坛，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他诙谐地说：“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随后，萧军被选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1980年4月，经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复，北京市委做出正式结论，确认“萧军是一位真正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结论否定了1948年对萧军的错误批判和对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1988年6月22日，萧军因病逝世，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