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成为战败国，被解除了武装。然而，不过20年的时间，德国又一次崛起，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考虑到在此期间它还经历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话，那么这一切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本书作者认为，一战结束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是导致德国迅速武装以求报复的根源。另一方面，以西克特将军为代表的德国国防军处心积虑，整军备武，通过大力强化士兵的领导能力，为一支将来迅速扩张的军队做好了人才上的准备，最终走上了穷兵黩武的不归之路。
希特勒检阅部队
作者|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出版公司 译者|刘晓丽 肖欢
1934年初，希特勒即将度过他作为德国统治者的第一年。就在这充满了动荡与混乱的一年，他参加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军事演习。在赫尔曼•戈林和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等亲信的陪同下，希特勒用半个小时听取了一位45岁的中校对未来作战样式的全新构想。
思想保守的军人一定会被这次在陆军库纳斯多弗训练场上为元首举行的演练感到疑惑不解：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取代了以往的骑兵部队，在演练场上隆隆开过，对敌军阵地进行侦察。几辆略显笨拙的坦克——每辆有2名乘员，装备有2挺机枪——在由卡车牵引的反坦克炮的掩护下，向敌方阵地开去。在演练场上，人们见不到以往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跳出战壕，向敌军阵地冲锋的情景。
海因茨•古德里安中校不仅建议在未来战场上将坦克部队用于进攻，而且他还认为整个德国陆军都应依照他的设想重新组合，德国的工业也应开动起来以实施他的方案。在这个依然受凡尔赛条约严格限制的国家里，在这个依然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困扰的时候，古德里安的这一设想似乎太不合时宜。
的确，戈林对古德里安的这套理论和设想十分反感。作为空军司令，戈林要优先发展空军，他正在负责一项重振空军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仅仅一年，德国航空部门的工作量就增加了4倍，飞机的产量已超过先前的2倍，而新型战斗机、轰炸机以及侦察机的设计已经成图。这一庞大的计划已经使德国的财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显得有些吃力。
尽管如此，只有希特勒——而不是戈林——才对古德里安的设想有最终的发言权。而此时，希特勒对这项新颖的构想异常兴奋。“这正是我需要的！”他喊道，“这正是我想要的！”戈林十分清楚，在希特勒的德国，元首的这番话将对一个人的事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古德里安不久也会明白。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无时无处不发生着变化，但却没有什么比在德国军队中发生的变化那么显著。就在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宣判德国将永远成为军事弱国的15年后，希特勒正以任何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冒险推进其大规模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
然而，一战后科学技术的急剧变革使希特勒这项计划变得更为艰巨，因为大多数军队的将领无法与时代技术的发展同步。他们争论的是如何将战场上传统骑兵的作用与性能优越的机枪和坦克相结合。然而，当时飞机、坦克、舰船、潜艇及其他辅助设备(如通信、雷达)的性能却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发展。一些飞机甚至还在设计图纸时，就已经过时。
年轻一代的军官们认为，基本的战争理论应依照新技术的出现而重新确立。1934年，随着重新武装计划的启动，这些新型战争的倡导者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去改变各自军种的作战思想，并获得了成功。
在空军，面对老资格的飞行员和新近加入空军的陆军军官们，戈林的参谋长瓦尔特•韦弗尔和其他将领竭力向他们表明，德国需要一支独立的战略空军。在陆军，古德里安认定，他那套博得希特勒欢心的新型战争模式——由电台相互联系的坦克部队——将成为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然而，他的观点受到了那些头脑中战壕作战理论根深蒂固军官的强烈反对。在海军，U型潜艇的指挥官卡尔•邓尼兹上校推崇潜艇部队运用新型的战术，并且他认为在将来的战争中，潜艇，而非战列舰，将成为决定性的武器。
赫尔曼•戈林，这位德国空军的司令，是德国空军实力膨胀的动力所在。他雄心勃勃且精力旺盛，同时他还得到了国内蓬勃发展的航空工业头目人物的鼎力支持——他在纳粹尚未上台之前的德国议会里是他们利益的维护者。然而，他之所以受到元首的欣赏还有别的原因。戈林除了拥有成为希特勒亲信必备的条件——无限的忠诚和人性的泯灭外，他还有其他圈内人很少具备的特点：戈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
戈林的父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德属殖民地官员。1914年，21岁的戈林参军，成为一名陆军中尉。第二年，他转入空军的飞行联队。在那里，他因为2年内击落15架敌机而一举成名。1917年，他赢得了普鲁士荣誉勋章，也就是“蓝色大勋章”。1918年，他继任为空军第一联队的队长，该联队是为纪念已故的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而成立的，被协约国称为“飞行杂技团”。当1918年11月德国宣布停战时，戈林感到难以容忍。在解散之前，他告诉他的队员们：“我们将和那些妄图奴役我们的敌人作战。我们将会东山再起。”
在此后的几年中，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做过出租车司机、特技飞行员，之后他又与一位富翁的女儿结了婚。就在此时，戈林遇见了那个将带领他参加一场新战斗的人。希特勒很快看出戈林的价值。“一位赢得普鲁士荣誉勋章的战斗英雄——想想看！”希特勒在慕尼黑遇见戈林后不久就说。“而且他那么富有，不用我花一分钱！”除此之外，戈林还能够在德国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大亨的客厅和餐桌之间自如地交往应酬，这一方面是希特勒从未涉足但又令他羡慕的。而就戈林而言，他视希特勒为德国的救世主，并对希特勒一直充满敬畏。他曾经向经济部部长希尔马•沙赫特表露：“每次我见到他，吓得心都掉到裤裆里了！”
1933年初纳粹上台，戈林由于对希特勒的耿耿忠心以及在灵活处理政治事务方面表现出的才能而立刻受到重用。他被任命为德国最大的州——普鲁士州的内政部长，并且在那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盖世太保。这个罪恶的机构因其组织严密且效率惊人而颇富传奇色彩。然而，戈林更关注的还是德国空军的未来。同年3月，戈林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新成立航空部的部长，这才使他得以实现夙愿。
的确，自从戈林最后一次战斗飞行以后，航空技术已经迅猛地发展。而他在战后的航空经验仅仅限于一些生意上的接触而已，这完全不能让他了解至诸如大功率发动机、流线型合金机身以及增压舱等等技术上的最新发展。但是戈林也清楚地明白，航空工业代表着今后发展的潮流，而德国也必须建立发展一支强大、独立的空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戈林可谓充满热情、费尽心思。
戈林的首要目标就是确立自己的权威。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他得以组建空军，并将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置于他的专门指挥下。“所有能飞的东西，”戈林曾吹嘘说，“都归我管！”他的麾下有一批曾在国外空军航校受训的尖子飞行员，这些人能够随时听从他的命令。在德国国内，共有15000名滑翔机驾驶员；同时，300所私人的准军事飞行俱乐部里还有1000名飞行员。所有的这些人员都被戈林归入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德国航空体育协会”。当时，德国全国还有100个设施完备的飞机场，遍布全国的一流气象台站以及通信网络。此外，德国还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汉莎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里程以及载客量比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航空公司的总和还多，而且它的飞行员和许多飞机能够很快转入军事用途。
尽管如此，戈林重整空军的计划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尽管德国重新建立空军的计划已经秘密进行了十多年，但直到1932年德国的航空工业部门才制造出满足军方要求的4种型号飞机的样机——两种侦察机，一种战斗机和一种轰炸机。而且种种条件表明，德国可能永远没有能力制造出足够使用的飞机。戈林掌管航空部之后认真研究了主管空军作战和训练的赫尔穆特•费尔米中校不久之前做的调查报告。根据计算，费尔米认为，为了有效地满足今后战争的需要，德国需生产1056架飞机用以装备80个飞行中队，即20个侦察机中队、18个战斗机中队和42个轰炸机中队。根据他残酷的估计，在一场倾尽全力的战争中，如此规模的德国空军每月将损失近半数飞机。
费尔米的研究结果使航空工业界和军方的主管人员大为震惊。因为除了政府的大量补贴外，德国当时的原料和生产能力根本不能满足如此巨大的需要。全国的7家大型飞机制造厂和4家发动机制造厂共有3200名工人，但是大部分飞机的制造仍然采用常规方法，即一架飞机完工之后才开始下一架的生产。只有容克和亨克尔两家公司具备大批量生产的能力，而容克和杜尼尔当时正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因此，在紧急的情况下，整个德国航空工业部门每月只能生产出大约100架单引擎飞机，只能满足费尔米推算出战时需求的五分之一。
为了加速航空工业的发展，戈林把希望寄予汉莎航空公司经理埃哈德•米尔契的身上。41岁的米尔契身材矮小，但结实精壮，他如猎犬般的体格和突出的下颚显示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定，不达目标不罢休的人。米尔契与戈林最初相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还是一名负责对空瞭望的参谋。他们两人从来没有成为亲密好友，但却不时地互相关照。1928年戈林进入德国议会成为纳粹党的代表后，他从米尔契那里得到了数目可观的“咨询费”以维护汉莎航空公司的利益。3年后，戈林把米尔契介绍给希特勒认识。政治目光敏锐的米尔契将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贡献出来为纳粹党领袖服务。在1932年那场狂热的政治竞选中，希特勒就是乘坐汉莎公司的飞机飞行了23000英里，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这对纳粹党最后胜利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不仅仅是后勤保障。因为，希特勒从线条流畅的飞机中走出来的这一熟悉的情景使他有了一种胜利者的风采。
当米尔契得知纳粹正考虑任命他为空军的二把手时，他毫不留情地清除了那个可能阻止他青云直上的致命障碍。米尔契迫使母亲签署并发表了一份措辞不容置疑的声明，大意是说米尔契不是她和犹太人丈夫所生，而是她和一位德国贵族偷情的产物。从此，米尔契被批评人士讥讽地称为“荣誉非犹太人”。
就这样，米尔契带着不容妥协的强硬、无理，开始着手解决这个航空工业面临的棘手问题。经过两天半不分昼夜的工作，他和助手们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计划，以生产出费尔米所要求的数千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米尔契的苛刻要求就像赶牲口的鞭子一样驱使着飞机制造商们加倍工作。在视察容克公司时，米尔契曾向该公司的官员询问他们一年能够装配多少架容克52型飞机(这款3引擎飞机可以简便地改装成轰炸机)。他们的回答是，如果取消其他一切生产任务可以装配18架。然而米尔契给他们的任务竟然是在12个月里生产178架容克52型飞机，外加45架教练机。亨克尔公司的主管们同样也被米尔契的助手，艾伯特•凯塞林上校的生产命令惊呆了。这位助手要求他们立即在罗斯托克建立一个有3000工人的新厂，而这种规模相当于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所有航空工业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