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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文革是怎样发动的

他的回忆,基本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过程说清楚了。这是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中留下的唯一关于文革初期中央情况的回忆,弥足珍贵。

作者: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打倒“四人帮”后很长时间,许许多多的问题困扰着我。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之久的“文革”为什么是从改组北京市委开始的?工作组是谁派的,毛泽东知道不知道?“文革”是怎样从红卫兵运动走向打倒一切的?……我期待找到答案。

所以,当好朋友李丹林告诉我她父亲李雪峰想要写回忆录,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时,我喜出望外。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访问过数百名老同志。他们对历史理解之深刻,常常令我不能望其项背。但是这些老同志或是司局、部长级的干部,或是中央委员,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不清楚高层领导内部的分歧,以及党中央斗争的来龙去脉。

李雪峰则不然。他是中共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1966年补选)和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看到档案,60年代毛泽东讲话,多是李雪峰记录的,他记得详细、清楚。1965年12月到1967年,很多高级干部或被打倒,或靠边站,而他一直工作到1971年初,一直参与中央工作。这六年,前三年是天下大乱、纷乱繁杂,难以厘清;后三年出现林彪集团,各说各的,扑朔迷离,认识大相径庭。

再者,从1972年被隔离后,他在反复的审查中一直在不断重述、回忆、思考这些事情。多年的反思,他寻根探源,将一些表面看来零散、无关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且,打倒“四人帮”后他没有官复原职,顾虑相对较少,且在改革开放年代一直密切观察、注视着社会的巨大变化,现在的回忆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

我想,终于有一位了解文革发动情况的中央领导人开口回忆,将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文革初期前的顺利仕途

从1925年到1933年,李雪峰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和教育学院整整读了9个年头。前者属于中等教育,后者属于大学。

1933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在太行根据地抗战前线坚持了十年武装斗争,任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太行区委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对太行根据地的工作的评价是:“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

李雪峰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这是他一生的缺憾。他入党后一直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党内斗争,不了解其复杂、尖锐、残酷的程度。学生出身、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没有经历过大的党内斗争、性格缺少圆通……这些,都为后来种下祸根。

1947年,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中原局第三书记。解放后,中原局在武汉改建为中南局,他任第二书记。1954年,大区撤销,他到北京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6年的中共八大与1945年的七大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了。并且,赋予中央书记处很大的权力。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跑跑龙套工作的。”

毛泽东要培养邓小平。1954年,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李雪峰等任副秘书长。当时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不愿意做总书记,怕“不顺”。“不顺”,一是和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刘少奇,一是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刘周的党龄、资历、年龄、威望,都在邓之上。对此,毛泽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他明确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北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为邓小平,书记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共10人。其中,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是副总理,分管农业;谭政是总政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李雪峰在八大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就直接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当时中央委员97人,中央候补委员73人,共170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加书记处成员,共31人。49岁的李雪峰在书记处书记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但是工作时间却是很长的。

1961年,成立了六个中央局,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经常召开各大区书记会议,召开有各省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李雪峰兼任华北局书记,他经常参加这些会议。

1966年5月,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后,李雪峰担任了“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坎坷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李雪峰是1966年7月25、26日的万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这是文革小组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大区书记。这次大会后,红卫兵组织从秘密走向公开,红卫兵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群众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召开大会的目的,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其实,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已决定撤销工作组。会场完全被康生、江青、陈伯达控制,数万群众的情绪为他们左右。

26日晚,大会临近结束时,江青突然走到一旁的李雪峰跟前说了几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要李讲话,李表示不讲),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并带头鼓掌。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他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全场屏声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只听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这句“奉陪到底”,后来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

8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书记处增补了谢富治和刘宁一,但因邓小平受到批评,很快就停止工作。一直到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才成立了新的书记处。中间14年,中央没有书记处。

会前,中央文革小组已有取代书记处的趋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如康生、陈伯达等,各中央局派一副书记或常委参加。李雪峰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能毛泽东考虑到,中央书记处将停止工作,书记处的这些书记放在哪?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了陶铸、叶剑英等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8月17日,李雪峰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但是名义上还保持着这一职务,所以被撤职一事不为众人所知。实际上,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三个月。

虽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他的处境并没有改善,时常被炮轰,到处作检查。特别是聂元梓领导的北京大学一直不放过他,他走到哪,大字报贴到哪。但是再怎么炮轰,他一直没有被打倒,1967年1月,他到天津工作,边工作边检讨,这在六个大局第一书记(除1965年初逝世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外)中绝无仅有。1968年2月,河北省革委会成立,他任主任。九大上,他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1967年夏天在京西宾馆曾劝老战友秦基伟说:“现在挨轰,以后日子好过。现在工作的,将来可能没有好日子。”他不幸而言中。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由于“简报”事件,李雪峰后来被扣上林彪黑干将的帽子。华北会议后,1971年2月,他被隔离,在家软禁,后送到安徽囚禁。

与李丹林的交往

认识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并成为好朋友,是在东北农场劳动时。

文革前,我们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但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我与她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丹林成了名人,在校园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1968年。这年夏天,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两千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丹林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丹林在一班,我在三班。很快,连队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

农场是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们住在山坡上,井有几十米深,井绳有手腕粗,就是夏天也结满了冰。全班10个同学齐动员,不仅要给自己班打够水,还要轮流给厨房打水,最后要饮农场的牛群。十几头牛从不入圈,满山乱跑,一到晚上就到井沿来等水喝。它们喝水时都来了,干活时没影了。强壮的头牛跑得飞快,男生只能抓住落在最后的瘦弱之牛。但排长说:你们让牛干活,你们干什么?

艰苦的生活将大家的距离缩短了。丹林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在学校还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分,现在无一例外都成为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

我的父亲李琪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被说成反对江青。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父亲。不久,父亲自杀,离开了人世。因为父亲的问题,这三次运动我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

每到运动,丹林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备受重视。连队召开积极分子会,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鱼贯而行。丹林走在最后,却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招手,不断做着鬼脸。她是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对这种做法的反感。从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靠着丹林等人的鼓励、帮助,我才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

1970年3月,结束了劳动锻炼,分配工作。省里规定,大学生一律不准进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少同学都找关系回到了关内,丹林最有条件,却没有活动,分配到五常,而且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

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在通河,毕竟在县城教书,不禁担心在农村的她。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

再见面,已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北京月坛北街,妈妈说丹林来过。丹林说起,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划圈。我听了很难过。我赶去见了她。丹林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不多说话。女儿身有残疾,我才知道,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深受刺激。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82年,丹林调到中央教育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我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

她告诉我,她父亲也回到了北京,就住在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一拐弯就到。

初次拜访李雪峰

这是一座旧的三层小楼,李雪峰住在二楼的一间客房。屋里陈设简单。他仍然瘦削、文雅,与十几年前不同的是,因为不出门,穿着简朴随便,天热,他穿一件无领短袖背心和一条类似睡衣式的薄长裤。

我自报家门,一切都那么自然,我们谈天说地,一见如故。他正在赋闲,等待结论,有时间和我闲聊,气氛轻松自如。他的夫人翟英言词之激烈,一点不亚于我们年轻人。

我从不主动提问题。这是从小在家里养成的习惯,不该问的不问。大人让你知道,自然会说;不让你知道,你问了,也白问,还会挨批评。经历文革,我更养成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大家说南道北,李雪峰看似不经意讲出的故事,真实而令人惊奇,听得我目瞪口呆。

1983年,李雪峰做了结论,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离开了招待所,搬到了南沙沟。当时,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写周恩来解放后的历史。中共八大书记处书记中只有李雪峰没有官复原职,比较容易见到,因此列入了我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名单。

我带着周恩来研究组的人到他家拜访。他正在花坛边舞剑,一招一式,动作标准、到位、轻松,舞姿矫健、优美、飘逸,完全看不出已是古稀之年。原来,他51岁时生了一场重病,休养期间,向名家学了太极拳、太极剑,从此身体渐渐好起来。他毅力惊人,每天坚持练剑,还天天坚持洗冷水浴,一直坚持到90多岁。他活到97岁,与此有关。他看见我们来了,收起剑,将我们领回家。

屋子里,几乎家徒四壁。他没有平反,没有官复原职,这在6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中仅此一位。因为不是平反,不补发工资。经历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将钱看得很淡,没有攒钱的习惯,又要接济亲朋故旧,平日开销大,也存不下钱,自然没有财力置办家具。但他安之若素,精神很好。

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讲话很有分寸,不轻易讲什么,特别是到关键的地方,宏篇阔论,听得我们云山雾罩。回来整理记录,发现他谈了很多,却又什么都没说。访问无功而返。

整理回忆录

一晃10年。1993年,丹林来找我,说他父亲要写回忆录,关键是文革这段,问我愿意不愿意帮助整理。真是天赐良机!我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1993年12月21日,我们第一次谈。李雪峰说:“1978年回来,‘摆’了4年,不会客,不出门,守纪律。我按照列宁的话,能创造历史还是继续干,不能创造历史就回到书斋,可以考虑留个材料。”这年,他86岁,心脏安了起搏器。

第二天早上,李雪峰照常在家里打太极拳,突然晕倒。幸亏倒在沙发上,无大碍。我闻讯后,十分不安,给丹林打电话:“你爸爸要是出了事,我就成罪人了。”没有想到她竟爽快地说:“海文,如果爸爸出了事,我们庆幸你帮助他终于留下了材料。不然我们才后悔呢。”她的一句话,使我的顾虑涣然冰释。

从1993年底开始到1994年夏天,李雪峰跟我谈了9次。参加者还有夫人翟英、秘书赵春伟、女儿李丹林、丹林的妹妹李谷丹。翟英常常插话,提醒、补充。丹林、赵春伟负责录音,谷丹照相、后勤。

虽然李雪峰手边没有任何资料,说自己两手空空,但他满腹经纶,博闻强记,记忆力好得惊人,如数家珍。他对日期、对过程记忆之准确,对人物神态描述之生动,呼之欲出。我常常听得入迷,时时感到心灵的震撼,感到经历战争、生死考验的那一代老共产党员的气度、胸襟。

他的回忆,从1960年开始。他的叙述准确、鲜明、概括、凝练,从不拖泥带水,保持着高级领导人的风格。所谈的这些事,件件都是鲜为人知的。

他谈到四清中的争论,高级干部对桃园经验的不满。我明白了,为什么事隔十几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专门写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他还谈到了1966年3月、4月和6月的三次杭州会议的情况以及派工作组的前因后果,谈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中的失态之举。

他谈到,7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与邓小平发生争吵,江青从后面蹑手蹑脚进了会场,将这一切全看在眼里。

他讲述了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始末。他提到,在会上,许多人对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导致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的原因,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的支持“联动”,还有在这次会上对群众列席会议提了意见。

他还谈了8月1日和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谈了陶铸、王任重被打倒的缘由。他提到,两次生活会上,林彪整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停。

他的回忆,基本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过程说清楚了。这是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中留下的唯一关于文革初期中央情况的回忆,弥足珍贵。

谈话后,我整理了录音,核实、增加日期,根据当年文件将引文补充完整,补充背景资料。整理时,我尽量保持他的语气、用词,生怕换个词,会改变其意。

整理成文,完成第一稿,李雪峰基本满意。丹林将她1990年录的20多盘录像带也交给了我,我从李雪峰早年的秘书黄道霞那里又拿到了李雪峰当年的工作日志,根据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补充。

1996年,整理工作基本完成。李雪峰又请原华北局宣传部长张铁夫、秘书黄道霞修改,后又请人民日报主编李庄看过。这个回忆录是众人劳动的成果,我仅是整理者。

1998年,全书定稿。此时,我已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和《百年潮》副主编。这年10月《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和《回忆“文革”初期“五十天路线错误”》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引起轰动。各个报刊纷纷转载,众多专著引用。同时,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后来,《李雪峰回忆录(下)——文革十年》的出版搁置。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