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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侄女忆伯父:告诉我们要靠自己奋斗

周秉德:我觉得“红二代”这个称呼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不能否认,但是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什么样的人都有,主要就看自己的态度和作为。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嘛,做得好还是做得赖都是自己的。

记者:贾世煜

复兴门一家咖啡馆里,79岁的周秉德精神头儿不错,黑色马甲套在驼色针织衫外,花灰的短发烫着波浪卷。

沙发椅上坐定,她开口便是爽朗的“笑骂”,“我的时间都被你们占满了。”

今天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纪念日。和过去的39年一样,这段时间,总会是她一年中颇为忙碌的日子。

退休前,她的身份是中新社副社长。而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头是,“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作为周恩来的侄女,她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

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她还出席了一个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的活动。

对话人物

周秉德 周恩来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秉德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谈纪念

“39年从来没有断过”

新京报: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这一天周家会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

周秉德:我们周家的人和周总理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的周恩来纪念室进行纪念。我现在也在筹备一个音乐会,不过还不能最终确定。

另外,今年江苏淮安(周恩来出生地)的周恩来纪念馆,把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灵车请回去了。他们要请很多人在那里进行纪念活动,也邀请我去了,但我不能去,因为北京的纪念活动我必须参加,39年从来没断过。

新京报:这些年来都是如何纪念周恩来的?

周秉德: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1月8日,亲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聚集在一起纪念他。因为他的骨灰已经撒向祖国山川大地,没有墓碑,所以我们就到天安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去纪念。1月8日总是数九寒天,连带去的水仙花都冻冰了。过了几年,毛主席纪念堂开辟了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之后每年的活动就到纪念室里进行。39年来,这个纪念活动从来没有断过。

谈历史

“他一定要维持稳定的局面”

新京报:回忆一下周恩来去世时的情况吧。

周秉德:当时我在上海出差。1976年1月8日9时58分,总理停止呼吸了,伯母让秘书来通知我。秘书辗转电报到上海亲戚家,尚未通知到我,我已经听到早晨的新闻了。昏天黑地的,整个人都蒙了,我赶紧买机票回北京。

回到北京找我伯母的时候,我想她一定是躺在床上哭得不得了,结果她反而在客厅里站着等我。我就跟她抱在一起哭,她说不哭秉德,要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哭。后来在北京医院告别的时候,是在很小的一个告别室。没有安排在八宝山,也没有在大的告别室。

新京报:为什么没在八宝山告别?

周秉德:那时是“四人帮”的时代,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四五事件”,都是故意压制的。清明节前,不让去天安门。

新京报:从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到“四五事件”这中间的几个月,“四人帮”有什么动作?

周秉德: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当时都不让在电视上播放。总理去世的时候,很多机关、学校等单位要给总理布置灵堂,“四人帮”都不让。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谁上天安门都得记录下来。

到了清明节,“四人帮”事先就层层布置,说清明节是鬼节,人们不可以去天安门,不可以去聚会,应该正常地抓革命促生产。但是群情激昂,还是有很多人到了天安门。人们送了花圈,“四人帮”就连夜把花圈撤走。

新京报:花圈是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周秉德:纪念碑旁。当时纪念碑周围放了好多花圈,都是夜间就被撤走了。有工人做了5吨重的花圈,天安门广场也没人把守,意思是看你(指“四人帮”)怎么搬,群众情绪激愤。听一位朋友说,那天到了广场后,看到有个工人在花圈旁边犯困,问他纪念总理怎么还这么无精打采?他说我担心花圈被抬走,已经守了两天两夜。

新京报:你对周恩来在“文革”时的处境有哪些了解?

周秉德:在那个时候,他要考虑到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要考虑到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又要把一些过分的东西扭转过来。

比如说“林彪事件”之后要批“左”,事实上确实是应该要批“左”的,但后来上面又说这实际上是“右”,而且是极“右”。后来,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里回忆说,总理说这明明是“左”嘛!怎么不是“左”!就很气愤,但是他也不好明着去反对。因为党如果分裂的话,老百姓就遭殃了,他一定要维持这个稳定的局面,才可以不使国家走入绝境。

谈家风

“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新京报:周家的家风是什么样的?

周秉德:家风很简单,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都是普通学生,长大了是普通老百姓。

新京报:但你12岁就住进了中南海。

周秉德:我们上学都是坐公交,吃饭是在大食堂。只不过就是跟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这个关系只是家长里短,没有任何其他的。我们只是进了中南海,进了西花厅,其他的一概都是老百姓。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你只是住的地方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周秉德:对,其他的都一样,而且一直都是普通人的心态。比如他从小就告诉我们,将来你们的前途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不能靠伯伯这层关系。

新京报:总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周秉德:不要想有任何借他的光,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都很低调,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我出了一本书《我的伯父周恩来》,以前谁都不知道我。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出头露面,不让大家知道我。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照相的时候,我可能是年龄也大了比较显眼,别人把我搁到前边儿。我的弟弟妹妹或者孩子们,都是在最后面或者边儿上才能找到他们,没人往前边儿争,都是很收敛的,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新京报:你担任过级别最高的职务是中新社副社长。

周秉德:对,就是个正司级干部。有的人我看不起,靠父亲的影响、甚至疏通关系干这个干那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这样的人我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谈“红二代”

“这里面确实是良莠不齐”

新京报:你对“红二代”这个称号有抵触吗?

周秉德: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不能否认,但是这里面确实是良莠不齐,什么样的人都有,主要就看自己的态度和作为。

新京报:“红二代”会搞一些纪念活动,你经常参加吗?

周秉德:通知到我了我就去,不通知我的我也不追,有可能的时候还是尽量去。一般找我的人,还是觉得能谈到一起的,有权有势的也不找我。

新京报:大家平时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聚起来的时候会有特殊的交流吗?

周秉德:老一辈都是比较亲近的,大家也就比较自然,互相都很理解,但也没有太多深入的了解,或者说私底下的你来我往,我也都没有。

新京报:“红二代”和其他人有不同吗?

周秉德:我没考虑这个问题,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不谈。有些人可能思想上谈不到一块儿,不谈就不谈,去批判也没必要,不可能要求大家思想上一致。

新京报:所以“红二代”还是一个很多元的群体。

周秉德:当然了,清一色是不可能的。

谈反腐

“反腐太必要了”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腐形势?

周秉德:我觉得反腐太必要了,再不下决心做真是很危险了。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之前早就说反腐,但没有下决心去做,没有这么强的力度。

新京报:关于周恩来养子养女的问题,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秉德:一些养子的传闻是没有的事。我七妈(邓颖超)对我说过,他们只有三个义女,孙维世大家都知道,是烈士后代。抗日战争初期,跟她妈妈、哥哥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把他们收留下来。她没有父亲,就把她收为养女。1968年,她被江青迫害而死。

一个是叶挺的女儿叶扬眉,从小认了干女儿。后来,她在从重庆到延安的飞机上遇难。还有一个干女儿,是我伯伯一个南开同学的女儿谌曼里。她20多岁的时候在延安,因大雨冲刷导致她住的窑洞垮塌,意外身亡。除此以外,没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