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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贴身卫士追忆总理的最后岁月

本文摘自周总理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将军的新书《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

举荐邓小平

1975年8月27日,周总理感到自己想要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侧,看着他给毛主席写信,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职务位置已明确由小平同志顶替。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杳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他。周总理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聋,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难度,周总理明察了这一点,所以致信毛主席,让小平同志以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主持工作,这样能顺理成章地排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足以看出周总理对党的事业费尽心血。

此信是否到了毛主席手里,我们不知道,只是听一位大夫私下对我们说:一位当时能接近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放言:“有毛主席健在,他就在医院好好养病吧!”一直到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并无变化,足以说明总理的建议未被采纳。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伊利耶·维尔德茨团长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交谈中,客人问起周总理病情时,周总理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这没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我在病中,国务院的工作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他会按照我们党的内外方针去工作。

周总理力挺邓小平,说明他十分担忧小平同志的政治处境。

周总理去世后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更加说明局势的复杂,总理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后话。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为周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我同韩宗琦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谈话的内容多是对以往的回顾,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思念。在谈到给总理送终穿的那几件衣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当时看到给总理他老人家穿的旧衣服,我就火了,只是想到人们的传统做法,而没去想这是周总理,总理一生廉洁、生活简朴。韩宗琦最后说,你们做得对。我说,我与张树迎也向邓大姐说过你当时的话,她安慰我们说,以后他们会理解这一做法。

是邓大姐的思想境界高尚,她最了解周总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教诲。

把周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早在1956年,总理即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倡议实行火葬》的主要内容如下: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置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总理和大姐早已约定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要求把他们的骨灰撒掉。总理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他多次说,“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也是一场革命。

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声音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克制住她的悲痛,反而安慰我们:“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同志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重复说一遍过去多次说的话,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的邓大姐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二人一起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八一湖、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1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邓颖超大姐报请中央安排,党中央与邓大姐共同选定了骨灰投放的地点,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由空军政委张廷发全权负责。他选了撒骨灰用的飞机和执行这次任务的机组人员,对飞行航线和投放地点也先行试飞,指定由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并对我们说:已经确定了投撒骨灰的地点。什么时间撒,听从机长的命令。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们走进大会堂西大厅内的中间小厅。总理的骨灰已暂时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张树迎和我帮助大姐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呀!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这是邓颖超在总理去世后,多次说出的一句话。这豪迈的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我们的邓大姐,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她都置生死于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她仍不停地工作。今天,她又以坚强的革命信念,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率。大姐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愿,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追悼大会虽已结束,在人民大会堂东西两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路,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俩从邓大姐手里接过已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的骨灰,放入总理日常装文件的黑色皮包里,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乘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今天再一次坐在总理的专车上,我不禁感慨万千。以前都是张树迎和我坐在这辆车上护送总理参加会议、接见外宾,可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总理了。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不会忘记,即使我们的周总理乘车时,还是为他人着想。由于他工作繁忙,珍惜分秒,乘汽车外出,时间卡得紧,司机开车技术高超,不会误时。就是这样,总理总是提醒司机:慢些,不要抢。在路口人多的地方,总理不准猛按喇叭,以免人们受到惊吓;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总理想得多么周全啊!

邓大姐则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同,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空军政委张廷发同志亲自领队,离开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同先于我们登上飞机的罗青长、郭玉峰二人坐在唯一的一条长凳上。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天幕低垂,乌云笼罩,这既如人民怀念总理的心情,又如当时沉闷的政治氛围。可是人间自有公道,“四人帮”不能扭转人心的向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之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对总理默默的支持!

坐在飞机上,我的心总不能平静,脑海中闪过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幕幕: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情。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机长“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天津,有总理中学时就读的南开学校。天津,也是总理参加革命的起点,更是他与邓大姐相识、相恋的地方。总理对天津有着深厚感情,常常把天津称作第二故乡。

此时,我高声喊着向机长提议,能否在投放骨灰时把飞行高度降低一点。机长回答说,飞行路线、投放地点、飞行高度都是中央决定的,我无权改变。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但也挡不住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四个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您安息吧!1月8 日,人们把这一天看成是国丧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冲破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悼念的活动没有停息。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布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孩子们高举冻红的小手,高声宣誓:周爷爷,您安息吧!您的子孙、革命的后代,永远听您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儿子搀扶着老人,站在您的像前,捶胸顿足,仰面高喊:总理呀,我们不能没有您!天安门广场虽大,哪能容下悼念您的人群,从清晨到深夜,呼唤您的声音,响彻祖国大地。

我们的好总理,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您那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您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您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您的光辉业绩将和祖国的江河大地一样永存,万古长青。您是真正地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在罗青长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当晚我们回到三○五医院。我们几个人在治丧期间,都住在医院,总觉得仍在陪着总理。今晚怎么也睡不着,觉得医院真的空了。

1月16日上午9时,张树迎和我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早已等候在客厅门口,我俩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就像母亲迎接归来的孩子一样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了。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50年代邓大姐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大姐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总理服务,总理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每天守在病房。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的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布满条条血丝。

我俩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摆手止住了我们说话,她说,撒骨灰的过程,空军已经让赵炜跟我说过了。大姐接着说:“你们的飞机起飞,我想的不仅是恩来,我是想你们和机组的安全。恩来已经是骨灰了。我回来为你们担心,一直睡不着,知道你们安全着地了,我又加服了安眠药才睡的。”我俩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止不住地流泪。她接着说:“我和恩来共同立下不保留骨灰的誓言,他说如果我死在前头,他可以替我做到,因为他是总理,如果他死在我前面,就把握不大了。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今天完成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邓大姐说,总理治丧活动到今天结束了,我已摘掉了黑纱,你俩也摘掉吧,悼念死者不在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家先带个头。我俩当着邓大姐的面,摘下了戴在左臂的黑纱。我把它收藏至今,作为永远的怀念。

1992年7月邓大姐去世后,她的骨灰全部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

总理、大姐死后都把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们这种终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伟大革命壮举,给全党、全国人民作出表率,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并成为学习的榜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人学着他们,也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天津、青岛等一些城市,每年都举行公祭活动,把几百人的骨灰,由亲属撒放在大海里。这些举动,正如邓颖超大姐生前对我们说的,“这是一场革命,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中国的土地就这么960万平方公里,每个死了的人占1平方米,多少代以后,还有多少土地留给子孙后代呢?”“我们还有那么大片的海域,足够用了。”

周总理、邓大姐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多么宽广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