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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广州沦陷责任全在我

“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

作者:左双文(历史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1938年,日军华南派遣军约7万人于10月12日凌晨在大亚湾登陆,大举侵粤。日军开始进攻后,蒋介石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电报因为翻译错误,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因此,蒋介石对余汉谋的应战指令也是据此作出,完全是张冠李戴:“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惟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在敌已经大举发动进攻后,对敌进攻的方向、兵力、意图等具体敌情判断,仍沿袭此前的看法,而存在严重失误。

至于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则认为:“一、倭在粤登陆之目的:甲、表示其非达到中国屈服不可之目的;乙、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丙、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故其声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暴寇之愚拙,自陷绝境,不败何待。丁、至其截断广九路之目的犹在其次。若谓占领广州有利于其战略,则更非主因,可说为恫吓我政府而不惜冒此覆灭之险,实上帝授余以良机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2日)。

这个判断也不尽准确,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占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切断由港粤进入内地的通道。敌大本营的指示,还要求作战不要损及第三国,引起对英美的纠纷。说明至少在作战期间,日军不愿节外生枝,故此次具体作战,日军并无“对英示威”的意思。当然,日军进入华南后,与英美的冲突将日益加剧,则是无法避免的,从这个意义而言,蒋介石的判断也非毫无依据。鉴于认为日本进攻广东是向英美挑战,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和在港的宋子文,让他们分别与美英方面接触,促成他们共同出面对日本的侵略加以干预。

10月13日,蒋介石考虑,日军在粤登陆后,对武汉会战的战略作出调整,认为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敌持久,且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并考虑派何应钦赴广东指挥,以及令驻港机构速将存港武器运出。14日,蒋致电香港宋子良,令其“存港各货,望速全部北运”。同日,蒋介石令孔祥熙拨给广东临时军费300万元。

由于蒋介石此前在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加上对敌情判断上认为日军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抽调了粤约一半部队出省作战,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受到削弱,故开战后的10月16日,蒋介石也察觉到:“一、惠州昨日被陷;二、广东兵力不足”。(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6日)

更严重的,是广东地方当局及军队本身存在的问题。将官多安于享乐,缺乏斗志,当日军大举来攻时,余汉谋部几乎未做像样的抵抗,“我军原称将于广州近郊顽抗,实则毫未抵抗。”旬日之间,广州即告沦陷。外电、外人甚至传闻余汉谋已经投降,“认华军有总崩溃之势。”(《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07页)。

余汉谋弃守广州的消息一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法大使顾维钧得到报告后,“我对日军推进迅速和中国军队抵抗不力感到惊异和沮丧。这时,我对余汉谋将军是否真心抗战产生了怀疑。”陈诚对广东当局也很有看法,认为广州丢失得这样快,虽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其实并不稀奇,”广东“一般高级将领之自私自利与钱多,及平时享乐惯了的,那能经得起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呢?”失不失守是另一问题,但失得如此之快,影响太大了。“原中央本拟请敬公(何应钦)前往主持,因幄奇无表示,及广州大势已去,敬公不愿去送终,故未前往。我以为送终确不必,但善后实不能无人。如仍以广东现在的一群东西在胡闹那前途真不堪问矣。”(《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第477页)。

10月下旬,正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渝开会之际,与会参政员“群主惩办余汉谋以肃纪纲”。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趁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故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趁火打劫之象”(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4日)。

但蒋介石的反应,也有一个颇值得肯定之处,那就是并未因日军侵粤而惊慌失措,沮丧动摇,而是仍然信心十足,坚持抗战立场。10月12日,他给汪精卫、孔祥熙及外长王宠惠的电报,除指示他们注意对英美的运用,更注意展示其对抗战的自信:“此时请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弟以为此乃敌军之绝境已到,实为我军胜利之转机,政略战略皆于我有利,至于交通,最近运输将毕,无大关碍。”14日,蒋日记称:“敌在粤登陆,实与我以最后胜利之基点,增加我胜心,协助我抗力非鲜。常谓‘可胜在敌’,与‘胜可为’之二语,其形相反,而其意实同也。”

而实际上,眼看武汉、广州已是不保,我国沿海的重要口岸尽陷敌手,抗战到此阶段,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

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周佛海,“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29日,“少伦来,谈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余亦谓然。”(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第186页)。11月29日,王世杰约蒋廷黻、罗家伦、张忠紱等餐叙,谈及战局前途,蒋廷黻极其悲观,“至谓国民政府幸存之可能,不过百分之五。”12月1日,杭立武报告王世杰,“近日国民党中倾向于和议者渐多。”到12月18日,主和最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干脆逃离重庆,其两点理由之一,就是“中央不愿考虑和议”。(《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36页、440页、453页)。

在此情形之下,面对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悲观心理和主和空气,蒋介石“对继续抗战方针,持之极坚”。12月12日,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再次强调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可以答复,日本是失败定了,尤其是他攻占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已经失败到卢沟桥以前的地步了。他再要穷兵,就非连东四省一齐退出去不可。”蒋介石说,敌人的进攻已是精疲力竭,中国与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作战,已达一年半之久,还保存有一半的主力,敌人再深入内地,会更加困难。我军经过整训,将进入第二期作战,那时国际环境也会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只要我们树立信心,奋发努力,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王子壮日记》第4册,第594页)。

在和战问题上,与蒋立场较接近的,一个是孙科,“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孔祥熙报告财政,“极为悲观”,“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孙科之为政、行事,有时或为人所轻,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要不要奋起抵抗、要不要坚持抵抗、战后要不要彻底清算日本等问题上,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仅此一点,就足以使那些表面上似乎要比他卓越、高明的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包括几次倾向主和的孔祥熙等,难以望其项背。

而在日军发动侵粤后,对此事同样持较乐观态度的,还有军令部长徐永昌,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作此判断的,认为日军的意图无非是牵制我兵力与切断我国际交通,但从政略与战略来看,敌人此时由此方向发动,于我“无甚不利”,“一、英国受其刺激;二、我粤军七师两旅,已至不好再调出使用之限度,是即以我不用之师对敌到处需用之兵;三、敌南犯果为既定之策,于其实现于武汉会战以后,无宁实现于武汉会战之时,因得延长我现局势也。”(《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398页)。徐的分析不无道理,只是广东当局太不可恃,于局部、于全局,均呈最为劣等之表现,使各方的相关预期尽付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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