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孙为革命先行者，李为晚清元辅重臣。据一些孙、李传记和有关论著，庚子年孙、李之间就“两广独立”有过秘密交涉，联手密谋“两广独立”，然关于此事之相关记述都有可商榷之处。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合影。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义刚、小山雄太郎、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后排宫崎寅藏。
作者：邱捷
孙中山与李鸿章秘密交涉真相
孙中山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孙为革命先行者，李为晚清元辅重臣。据一些孙、李传记和有关论著，庚子年孙、李之间就“两广独立”有过秘密交涉，联手密谋“两广独立”，然关于此事之相关记述都有可商榷之处。
冯自由的记述及漏洞
被称为国民党党史“革命通”的冯自由，14岁即参加兴中会，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都是研究孙中山(尤其是早期的孙中山)的必读的文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对1900年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广东独立”一事的记载大略如下：
庚子某月，在日本的孙中山得到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函，来信称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想与孙中山合作谋广东独立。孙中山本不相信李鸿章有如此魄力，但其时正准备惠州起义，认为不妨一试，就偕同杨衢云、宫崎寅藏等人从日赴港。抵港后，广东已派兵轮来接，香港的兴中会员提醒孙中山防止诱捕，孙本人就没有上岸，仅派宫崎等人赴广州。刘学询对宫崎说，要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才能明确表示，双方密议后回港，孙中山乃赴南洋。此前，香港议政员何启向兴中会员陈少白建议革命党与李鸿章联合救国，方法是先由革命党致函港督卜力，请其劝李独立，李同意后就电邀孙中山回国组织新政府。孙中山等联名上书卜力，卜力也再三同李接洽，李曾有考虑的表示。但孙中山从南洋抵港后，知道李鸿章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无恙，决意北上。港督一度想强力阻止李鸿章北上，迫他同兴中会合作。但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年近八十，如果他决意北上，逼他也没有用。至此，合作计划无从实施，孙中山就全力以赴准备惠州起义。
按照冯自由的说法，在策动“广东独立”的事件中，李鸿章通过刘学询主动向孙中山谋求“合作”，在孙中山未离开日本时，香港的兴中会员已经通过何启取得港督卜力对“孙李合作”的支持，而孙中山尽管对李信任不足，但仍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与李鸿章秘密洽商。“四大寇”之一、孙中山兴中会时期的主要助手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对此事的记载大体相近，只是较为简略，并且没有正面提及李鸿章的主动态度。
此后很长时间，孙中山、李鸿章的传记，写到这一段历史时基本采纳冯自由的说法。
然而，随着有关李鸿章、孙中山新资料的披露、出版，一些学者指出，冯自由的记述可说是漏洞百出。例如，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当时孙中山的行踪受到日本官方的严密监视)，1900年6月初孙中山已经决定赴香港(6月8日启程，6月17日抵达香港海面)，如果冯自由的说法属实，此前就应该收到刘学询的信。孙、刘不可能通过电报联络，以当日寄信的条件，刘学询的信应该是在5月上中旬写的。但是，此时李鸿章是否会产生“独立”的想法？在5月，义和团还没有大举进入北京，李鸿章不可能预知一两个月后局势的发展。近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保留了很多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来往函电，有一件5月31日盛宣怀向李鸿章报告副将杨福同被杀、芦保铁路被毁的电报，从李鸿章的复电看，他对北方局势的混乱感到非常意外。此后近10天，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北京的消息，但无法同京津正常联系，他一再向清廷电奏，也得不到答复。李鸿章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岂会在对局势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等于谋反大逆的“两广独立”？而且，孙中山日后虽是世人共仰的革命领袖，但当时只是一个被官府通缉的“叛贼”，李鸿章又怎会异想天开、纡尊降贵主动要同孙中山“合作”。再者，根据英国和香港的档案，当年5、6月间，港督卜力因休假不在香港，自然也不可能有接受兴中会来函、促成孙李“合作”之事。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可以认为内田的说法大体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以前，李鸿章面对的形势，不是要迫使他脱离清朝“独立”，而是要维护清皇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广的“会匪”、“盗贼”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都有了联系。兴中会从创立之初就注意联络会党、绿林；康梁一派，在保皇会成立后也曾不遗余力地联络豪杰、筹饷购械，以求武力“勤王”。无论兴中会还是保皇会，都把广东作为军事计划的重点，1900年3月，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就如何攻取广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孙中山也一直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两派在当时尚未尖锐对立，曾有“合作”的接触与商洽。李鸿章不断接获康有为“勾串内匪作乱”的情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如果会党绿林、兴中会、保皇会三者联合，必然会造成燎原之势。李鸿章要在危机四伏之中维持广东的秩序难度很大。现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电，很多是关于防范“康党”、布置剿匪的内容。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本来就是“剿”、“抚”兼用的老手，为了稳定局势，就想到实行“招抚”的办法。在孙、康两派中，如何实行“剿”、“抚”？康派当时实力强于孙派，但慈禧对康、梁仇怨极深，要招抚康派，李鸿章做不了主；且康、梁既然已经把宝押在光绪身上，也不会轻易就范。孙派当日宣传不多，兴中会声势远不如保皇会，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坚定的反清立场，很大程度上把他视为普通的造反者或“盗匪”，所以，就希望“招抚”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早在1899年，就通过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拉拢孙中山。《李鸿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刘商讨此事的若干函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