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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并未师从拉斯基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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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他是拉斯基的学生,在英国继承了拉斯基的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回国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储安平在英国专攻历史学而非政治学,更没有亲炙拉斯基。

拉斯基拉斯基

作者:韩戍

关于储安平的留学经历,通行的说法是,20世纪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师从著名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这种说法大概源自戴晴的传记文学《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经后人逐渐书写演绎,几乎成为定论。甚至在笔者为撰写《储安平传》多方收集资料的时候,英国某校档案馆管理员热心地通过邮件告诉我,经谷歌搜索,这位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说明以讹传讹已经到了影响国外的程度。    

留学爱丁堡

实际上,根据《中央日报》的报道和储安平的自述,他申请的是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的史学专业。1936年夏,他出国采访奥运会时,还没有得到爱丁堡方面的消息,遂决定先出国,到英国后再打听详情。到达伦敦后他才知道,原来5月份爱丁堡大学就有了回信,邀请其入学。但是,由于受委托提交申请材料的西尔考克先生事忙,忘记了储安平的来历,此事遂被搁置。重新取得联系后,他于1936年9月20日告别伦敦,乘坐火车正式到达苏格兰爱丁堡,开始其真正的留学之旅。

爱丁堡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储安平显然非常喜爱这座城市,他赞叹道:“爱丁堡!呵,这一个带有中世纪风味和宗教氛围的古城市,她是多么的虔诚穆肃。这起伏的地形,这孤傲的山峦,这山峦上中世纪还留下来的城堡(CASTLE ),使这一个北欧的城市变得多么神奇,多么令人向往。这宽阔的街道,这高大巍峨的建筑,我们在这建筑下的街头上走过,我们的心境是多么的舒弛。街巷尽头那低低的像城门似的围拱,是如何富有怀古的幽情。房舍的建筑,一律是用那些不规则的粗大的石块,错纵地堆砌着,使人看了觉得另有一种风趣。”

爱丁堡大学成立于1583年,和牛津、剑桥一样,是不列颠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爱丁堡也是欧洲贵族子弟首选的学校之一,在文学、医学等传统学科方面深具优势。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电磁理论创始人麦克斯韦、哲学家大卫·休谟、文学家柯南·道尔都有就读于爱丁堡的经历。民国时期留学爱丁堡的中国名流有美学家朱光潜、翻译家戴镏龄和作家袁昌英等。    

但是,储安平在爱丁堡的生活并不顺利。首先是生活问题。学校不提供住宿,他在校外最初租住的房子,位于闹市区,每当夜晚,窗外车水马龙,甚不安宁。这对于原本神经衰弱的他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一番周折,费了不少精神、时间和金钱,才换到了更为合适的房子。其次是环境,爱丁堡地处苏格兰,虽然也有中国协会,但基本都是华侨的势力。以前还有一些中文报纸存在,但因为华侨的汉语水平太低,基本看不懂中文,报纸也逐渐取消。爱丁堡的中国留学生极少,他又和华侨毫无渊源,在这里是孤家寡人,感到生活孤独而无聊。到达爱丁堡第三天后,储安平便开始产生了一种去国怀乡的强烈感触。他在佚文《爱丁堡暮思》中说:

“我来这儿虽然只有五天,然而好像在这儿已经挨了五年。这些肃穆的街道建筑,这整个肃穆的空气,一面使我幽然成趣,一面又使我欲引起一缕落寞之感。这儿的气候应该很冷,这九月底的日子,就已经是初冬的景象,风刮上身,使我回忆起从前在北平过冬的景象。当我们在春天,在夏天,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只是活跃飞溅的一个方向奔放。可是移到了暮秋冬令,我们就浓浓地留恋着一个家庭的暖和。我们憧憬一个家庭,喝一壶热茶,烤一回火,有一个人和你答话。一种骨肉之感,一种人伦之乐,就在这冬天的黄昏,最易使你深切了解,深切怀望,然而我,我在辽远的北国,每天自己弄着伙食,听着那G A S吐出来的单纯的声音,它的火舌告诉我现在的心情是如何的孤独。我惘然地站在窗口,俯看着那被晚风扫刷了的冷静的街头,我是如何的愁情满怀。今天,我再也不记得我祖国旧时留下来的日历,就只见迷雾的云端里,荡漾着一个公园的月亮。这向晚的寂静使我勾引起多少记忆回想!我不会流泪叹息,为的我再也不准我自己变得那样懦弱。我了然明白我的志趣,我从来只允许我使自己的志趣变得更其刚强。可是,当我站在那迷糊的月色的初冬的黄昏里,穿过了我那一层刚强的意志:怅惘怅惘———我不可制止地有一份轻微的怅惘!”

为抵御这种怅惘,储安平故意抑伦敦而扬爱丁堡,试图让自己接受爱丁堡的好处:“我们在都市里呼吸得太久的人,对于伦敦没有一点良好的感情。我骇怕伦敦街道上那股不变的汽油异味。伦敦那晦涩的天幕,那滞拙的空气,使我们的心灵一天一天地变得冗俗。她有世界顶大顶完备的博物院,她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的惠斯脱敏斯大寺,她有议会制度之母的巴力门,可是她勾引不起我一点爱恋的感情,我和她没有一点缠绵的缘分。”但是,储安平对英国议会制度敬仰有加,伦敦是观察英国政治的最佳之地,说“勾不起爱恋的感情”,只能理解为这是他的一种自我安慰之语。    除此之外是生活穷困。当时在海外通过庚款项目留洋的公费生,亦会经常在经济上陷入困顿,更不必说储安平这样自费留洋的学生。英国相比于中国,物价太高,费用太贵,他带来的一点钱必须谨慎使用,因此在饮食生活上极为节俭。他后来自述:“当著者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学生,但至少可以列入第一等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四磅,合之国币约65元左右。”英国人不吃猪的脚爪,猪爪价格非常便宜,储安平便每天买猪爪,用来炖白菜。因为猪爪并无特殊营养,一段时间下来后竟然使他体力不支。受房东太太的劝告,他开始食用营养价值稍高的干酪,将其与饼干合吃,似乎也可稍微调节一下营养。

储安平有雄心壮志,不怕吃苦,可以忍受困顿的生活,但是不能忍受的是爱丁堡这所学校。如果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培养的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而爱丁堡大学培养的是传统的英伦型绅士、文史研究专家和贵族博雅之士。爱丁堡大学的史学系,教育模式也是培养专深的史学研究者,而较少注重实用性。储安平固然对这种博雅之士心向往之,但是他的志向决不在做一个在学院中皓首穷经的学者。他和好友季羡林不同。季羡林可以在同时代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埋头苦读十年,不问世事,研究艰涩渊深的文字学。储安平的志向是做一个入世的,可能用言论影响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希望真正学以致用,让知识成为指引实际行动的基础。所以,当他在爱丁堡大学接受了那些欧陆刻板、琐碎、传统的史学教育时,便会觉得无聊透顶。这不是他想要的留学生活。

1936年冬天,储安平独自在爱丁堡过冬。他认为自幼孤苦,可以忍受孤独寂寥的生活,但那年在爱丁堡的凄凉让他在七八年后仍旧难忘。爱丁堡接近北欧,冬天来得极早,日射时间很短,非常寒冷。爱丁堡亦和伦敦一样,经常有铺天盖地的大雾。某天,他晚餐后上街购物,走在爱丁堡古老的街道上,看到夜幕下一切建筑在雾中都化为灰色,显色格外单调忧郁。他形容:“冷风刺骨,街灯在浓雾中已只剩了一点淡黄的颜色。听见电车在钢轨上发出的声音好久而不见电车在何处,终于看见有几盏灯火在混沌中摇曳而来,一瞬眼之间,又复消逝。整个的空气是寒冷、昏暗、萧条、荒凉,而令人急于回家觅取人生的温暖。”他已经后悔了当初的选择。  

游学伦敦

1937年1月10日的《夏鼐日记》有一条珍贵的记录:“下午储安平君来,据云对于爱丁堡大学甚为失望,故决计返伦敦自修。”这说明,仅仅在爱丁堡大学三个多月,储安平就退学并离开爱丁堡,来到伦敦做一个自学的学生。

在当时中国学生眼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颇负盛名的学府。学院成立于1895年,由参加英国工人运动的几位学者创立,是宣传费边社会主义的重镇。尤其是1920年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从哈佛大学转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讲师后,在他的中国学生罗隆基、王造时、钱昌照、杭立武、张奚若等人的引介之下,该校成为中国精英留英学习政治学的首选之地,其后有程沧波、龚祥瑞、吴恩裕、邹文海等人亲炙过拉斯基。至于在伦敦政治学院跟随其他导师学习者,则有费孝通、萧乾、楼邦彦等许多著名知识分子。

但是,储安平并未如传说中进入政治经济学院。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任教于国立复旦大学的履历中写着:“储安平,专任教授,光华大学文学士,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收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1943年版《中国留英同学录》中则进一步明确标记储安平的留学经历为:“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历史系”。储安平更没有亲炙过拉斯基。如果他是拉斯基的弟子,必定会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从拉斯基学习的经历。然而,我们发现,储安平对此只字未提。拉斯基的正牌学生龚祥瑞与储安平出国和回国的时间相仿,但他到40年代末仍然是“对储安平没有认识”。

实际上,从储安平对其留学经历的模糊处理来看,即使他和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有关,亦大体属于游学性质。当时的自费生正式入学并不容易。在伦敦大学,如果读哲学博士,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选课,写作论文,修业至少两年,每年要缴纳数十英镑的学费。准备毕业论文旷日持久,耗费精力极大,四五年无法毕业者并不鲜见,对一般自费生来说负担太重。如果只抱着一种增长见识和求知的目的,自由听课,自由探索,所获未必小于读学位。储安平一方面条件不足,一方面有过入学爱丁堡大学的不愉快经历,使他决定做一个自修生到底。

探讨储安平真实的学历和学位,一方面的意义在于,打破已成定论的旧说,另一方面在于,可以顺便重新审视所谓的思想传承问题。一般人认为,他是拉斯基的学生,在英国继承了拉斯基的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回国后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储安平在英国专攻历史学而非政治学,更没有亲炙拉斯基。他在英国时留下的文章也没有谈到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以《英国采风录》为例,他提到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唯独没有提到社会主义。他在1945年后对福利政治和计划经济感兴趣,主要是看到战后中国经济凋蔽,民生残破,政府唯有解决平等的问题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在当时的思想谱系中,他的观点既不特别,又无创见,谈不上什么拉斯基的传人。只是作为发行量数万的《观察》主编,掌握了话语权,刊发了不少其他学者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才使其言论为研究者注意。

(作者: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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