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而此前，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这年高考，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那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那是一个国家重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开始。恢复高考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揭开序幕：邓小平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
温元凯回忆：邓小平采取了我四分之三的意见
1977年6月，我给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内容是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没想到，方毅给我回了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我的基础化学研究。我后来才知道，是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赶去北京开会。我一听特别奇怪，我是一个小小的助教，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什么关系？1977年8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机场接了我。他告诉我，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我们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到会场拿到会议资料，打开册一看，我大吃一惊。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等等。这个时候，我想会议肯定是很重要的。
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他说他已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荒芜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30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言。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我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当然，我肚子里有很多话要讲。等到说话的机会时，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我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邓小平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很高兴了。
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以后，因为我最年轻，又很活跃，提的建议又被邓小平采纳，就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对我的访谈《不怕扣白专帽子的温元凯》。1978年左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高于一切的追求》，报道了我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和提出倡议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査全性教授
一锤定音：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武大院士査全性：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5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脚下的资深(教授)楼。82岁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铄，他一把拉开窗帘，满眼苍翠，山中湿润的空气吹了进来。
查院士从房间里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高校招生改革文章。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980年，查全性被评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人民日报文章《高考以后》。
恢复高考：时代的拐点，新的春天到来
千万人命运的转折点 高考史上的特例
十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可是可供看的书太少，学习的氛围远远不够。1977年，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当年的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青年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高考史上的特例。
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用功。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文革刚刚结束，国家开始走向复苏和正规，何去何从，怎样发展，怎样看待过去的十年，这些都是大学生们思考的问题，他们想找到答案，同时也发表自己的主张。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给有志青年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人们冰封已久的心。时至今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依然情不自禁地感喟：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赤脚医生……
恢复高考制度，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动乱期间，高考制度被“扔进垃圾堆里去”，张铁生的白卷轰动一时，通过推荐上大学，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十年浩劫，人才短缺。1975年，邓小平曾敏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听到恢复高考的建议后马上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个果断的决定，向全社会传递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信号，使“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走上正轨。此后，一批又一批学识丰厚的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
正因为高考制度能够影响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每一次高考制度的变革都成为社会热点。从高考科目设置的革新，到春、夏两季高考招生的试点；从夏季高考日期的提前，到复旦大学通过面试自主选拔录取大学生……每一项改革，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神经，每一次“破冰”之举，都书写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
然而，高考制度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的高考制度向何处去？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于“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讨论不绝于耳；如何让高考制度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是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完成的考卷；有人甚至激烈地批评高考是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建议取消高考制度。
时至今日，考试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方式。因此，对于让人又爱又恨的高考来说，我们要思考的不是该不该取消，而是如何完善。记得当年恢复高考时，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当时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三十年后，令无数人欢欣鼓舞的高考，竟然成为压在考生和家长心头的巨石，连高考的月份，都变成了“黑色”。
1977年的冬天，当570万考生即将走进封尘十年的考场时，饱尝计划经济之苦的中国竟然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今天，当我们有充足的物资、高超的科技来保证高考顺利进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唤。
只有兴利除弊，才能使历经沧桑的高考制度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只有更加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工程”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满意的阳光工程。
拾回了三样东西，重写了公平两字
谈到高考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止于高考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稳定”。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通道不存在，那么普通人向上的发展还有什么方式？
第二样东西叫“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勤劳致富。富裕的人通常比较聪明、勤劳、重视学习。然而“文革”中却反过来了，富人是通过剥削致富的，所以要消灭带有剩余价值的劳动；穷人要致富，就要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靠知识和勤劳。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对当年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样东西叫“科学与民主”，即五四运动所宣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产生延续五四启蒙思想的人才，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也谈到：费君清他们是幸运的，他们还能有幸赶上1977年高考，通过1977年高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
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虽然当年高考还需要政审，但很多“黑五类”仍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