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工头，被迫跑回山东老家。1945年8月他参加八路军解放牟平城的战斗。同年秋，29岁的杨子荣报名参加八路军，编入胶东海军支队。
历史中的杨子荣
作者|林书友
徐克两年打造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未满一周已经斩获3亿票房。对于这部“商业样板戏”，豆瓣青年给分7.9，滑雪、彩蛋、3D效果、偶像明星、开坦克的土匪……网友调侃革命电影变身“致203分队永不逝去青春”、“剿匪合伙人”、“那些年，我们一起剿过的匪徒”——徐老怪俨然是今年商业电影集大成者。
尽管淡化了历史背景，但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电影依旧吸引了大批许久未进电影院的父辈们观影。140分钟的视觉盛宴无疑点燃了一代人对“《林海雪原》时代”的热情。回顾历史中的那位孤胆英雄、那场斗智斗勇的剿匪战争、作者创作的坎坷和字里行间蕴藏的真情依然令人动容。
真实的杨子荣与座山雕
《智取威虎山》源于军旅作家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文学》选刊部分章节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由作者基于亲生经历写成的小说被改编称电影、京剧、话剧、电视连续剧、连环画等等一系列文艺作品，广受大众欢迎。
曲波15岁高小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牡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歼灭了顽匪，书中的杨子荣正是他并肩抗敌的战友。
曲波即是少剑波的原型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工头，被迫跑回山东老家。1945年8月他参加八路军解放牟平城的战斗。同年秋，29岁的杨子荣报名参加八路军，编入胶东海军支队。10月下旬，胶东海军支队赴牡丹江地区剿匪，11月，杨子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改编后，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首长见他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便分配他到伙房当炊事员。
就是这位“炊事员”，由于阅历丰富、性格稳当，被曲波任命为侦察排长。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就参加了大小战斗上百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曲波曾评价杨子荣，说他对付土匪“有大智”。
杨子荣最传奇的一战发生在1946年3月20日早晨，三营在杏树沟追击李开江部李匪据险顽抗，杨子荣与营长交换了作战意见，部队正面佯攻，进行火力侦察。他带领一班人迂回到敌人阵地侧后，他示意副班长和战士隐蔽好，独自一人跃出掩体，巍然挺立在敌群中，威逼400余名敌人放下武器，迫使匪首李开江、张德振投降。
而“智取威虎山”记录的是杨子荣1947年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当年，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都没成。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1947年1月下旬，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突然接到牡丹江一带匪首“座山雕送来的恐吓信，信中要当地老百姓送10袋白面，20件棉衣，限时送到指定地点，不然就要来村子烧杀抢掠。牡丹江军区第2团从当地群众中得到被称为“座山雕”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张乐山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遂派侦察排长杨子荣带孙大德等5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杨子荣等人到达夹皮沟山林中，几番巧妙地与“座山雕”派出的探子接触，终于取得了其“信任”，打入“座山雕”隐居的地窝棚据点。1947年2月6日晚，杨子荣只身打入虎穴。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张乐山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人全部活捉。然而，就在“威虎山之战”16天后，这年2月，杨子荣竟然因为手枪的扳机意外失灵牺牲，年仅30岁。
根据《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夫人的叙述，座山雕被抓住后，关在政治部保卫处。“我见过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老头，长得有点怪。在屋里、走廊养了几盆花、几只兔子，让他种花、喂兔子。解放军没有对他惩罚，后来他自己老死在里面。”
上图是真正的剿匪小分队，1946年4月在牡丹江海林车。下图是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的剧照。
小说与电影中的剿匪战
电影中，这场以智取胜的“威虎山之战”被渲染成了20人解放军小分队全歼东北土匪一众千余人的“剿匪神剧”。但在原著小说中，作者曲波的表达含蓄不少，至少座山雕的手下只有两百人左右。战斗也打得很干脆，从第一梭冲锋枪开始到匪徒们被押进狱里止，只用了二十分钟。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杨子荣只不过带了5个人，座山雕手下更不过仅在20人左右，从卧底到擒获座山雕武力甚至未用到一枪一弹。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发布的相关史料这样写到。
194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腔，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
杨子荣他们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影儿，仅有的一点儿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正在着急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
两天后，两人如约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一行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三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两个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
在这篇文章的叙述中，此次剿匪活捉13人。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的另一篇文章“《智取威虎山》主角原型杨子荣”(曾载于《人民日报》)中，战绩则记录为“25个土匪全部活捉”。
曲波的妻子刘波是”小白鸽“的原型，在图中的书桌前曲波完成了《林海雪原》。
真实的作者和创作历程
平淡的历史与生动的小说之间，是作者曲波对战友的深厚感情。小说创作之时，曲波已转业到齐齐哈尔工作。在妻子刘波的回忆里，曲波每到踏雪回家的日子，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
1955年在东北时，曲波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刘波叙述，“他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而挨批，委屈中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等。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文字。”
“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刘波理解丈夫“爱面子”的个性，“他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这么多精力写字？又怕人说不自量力。”这样的心绪下，曲波对写作却格外专注，刘波记得“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看过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
常人或许能读出曲波在《林海雪原》寄托的回忆，但对于曲波本人或许更多的是战友们的一份责任。刘波记得“当小说初稿写完前3章有15万字时，他感到自己的文字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一气之下把原稿付之一炬……一天夜里，当曲波写到杨子荣牺牲的章节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潸然泪下。他把我叫醒说，他写到杨子荣牺牲……写不下去了……”
一年半多的创作过程中，妻子是曲波的第一位读者，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为了这部小说，刘波承担下了所有家务，“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写作。”
妻子的温柔也融入到了《林海雪原》一书中，化身为“小白鸽”。曲波生前谈到“小白鸽”艺术形象的创造时说，“在茫茫的林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单纯地记叙这些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如果你们要问‘小白鸽’是参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我的爱人。我就以她的性格特征，创作了白茹这位‘万军丛中一小丫’，以此烘托和平的气氛。”
曲波夫妇
《林海雪原》与高层关注
1956年8月，40万字的书稿完成，出版顺风顺水。《林海雪原》在民间读者之外，更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六十年代初期，曲波无意中遇见贺龙元帅一行，拉着他的手向周围的人介绍。据说彭德怀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到这部小说，建议全军都来读一读。
作为“样板戏”改革的核心人物，江青对于《智取威虎山》从普通京剧变为“革命京剧”有着关键作用。从1965年开始，江青曾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的作出指示。提到“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要求突出全国的北京“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有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特别提到“看来是要帮助作者的。大多数作者是思想没改造好，只有少数的人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照那样的写法，再往下去就要掉在什么东西里面去……我也不敢说，也不能乱扣帽子。”
《林海雪原》被改编称电影、京剧、话剧、电视连续剧、连环画等等一系列文艺作品，广受大众欢迎。
及至“文革”，《林海雪原》几次被批为大毒草，让曲波十分不安。1968年末的一天，刚吃晚饭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三个来人“态度挺凶”地让曲波去单位“值夜班”。到曲波的单位门口，又让他小车。车上有空军司令吴法宪，车子沿着木樨地往西开，绕了一大圈又开到与一机部一街之隔的钓鱼台。快下车时，吴法宪才点明：“江青要接见你。”
江青在住处问了曲波在辽沈战役受伤的情况，她说：“你写的小说都看了，当然都是大毒草，但我看出你有创作才能。我调几个小将、一两个黑线人物，你带着他们写辽沈战役，首先写林彪同志怎么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曲波觉得为难，说：“我是凭着生活去写小说的，我不懂文艺理论。我在战争中只是一个团级干部，没有接触过高级首长，写不了统帅人物。我自己写不了，也不能带人写……”
江青的脸色变得不高兴，什么都没谈成。江青让他后天到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进小礼堂之前，碰到周总理，总理问曲波：“你现在怎么样？还在创作吗？杨子荣的故事还得继续写。”
看完样板戏后，江青叫住曲波：“看了戏，改得怎么样？”曲波说：“改得挺好的，京剧再创造。”江青说：“你改不改？照样板戏改你的书。”曲波心叫苦，说：“我现在还没解放，思想觉悟没提高，水平也没提高，还需要好好改造……”
时至今日，“文革”时的“大毒草”被搬上荧幕，现今的文艺创作空间也已大为扩展。文革中，曲波一家坚强地挺过来。1973年，曾经挨整的曲波与家人一起过50岁生日，登上北京香山鬼见愁。在乱石堆中面色沉郁地拍了一张像，回家后在照片上自题了一首诗：“足生盘石内，挺立雾山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