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历史 八卦

110期:袁世凯称帝袁家谁反对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就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到海里,并未爆炸。这便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里;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五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呼声就最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我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四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三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三个人却依然在喋喋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说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我和二姐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和二姐:“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卍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七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三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立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疾,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基,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而又不敢走。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的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了,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三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所应当学习的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自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你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本文摘自《回放民国现场:女儿眼中的另面袁世凯》,作者:袁静雪,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我们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