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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期:张玉凤眼中的毛泽东与江青

谈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女人,当然还是不能避开江青。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文革前,江青还是一位好妻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张玉凤1960年代曾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张玉凤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其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本文主要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我们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