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日早上，武汉市北郊黄陂区一处叫“共和园”的陵园里，为105位辛亥武昌首义志士修建的衣冠冢合拢，家住武昌的刘谦定，是数以百计各地赶来的辛亥志士后裔之一。他们商定，要用简洁而庄重的方式，追思100年前为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先人。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湖北武昌成立
作者：谭洪安
满头白发的刘谦定费了一些力气，才从墓穴里密密麻麻镌刻着的人名中，找到祖父的名字。他轻轻地把一枚1元硬币放在上面，再献上一枝淡黄色的菊花，还虔敬地磕了三个头。
2011年9月28日早上，武汉市北郊黄陂区一处叫“共和园”的陵园里，为105位辛亥武昌首义志士修建的衣冠冢合拢，家住武昌的刘谦定，是数以百计各地赶来的辛亥志士后裔之一。他们商定，要用简洁而庄重的方式，追思100年前为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先人。
在衣冠冢两侧，两面刻有2890位辛亥武昌首义志士名字的纪念墙同时揭幕，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同类辛亥纪念建筑规模最大、名单收录最多者。
刘谦定说，虽然每位先辈只能在纪念墙上占数寸之地，但他们的英魂，百年之后，总算有一个归宿了。
“枪炮声中”覆帝制
1911年10月10日傍晚，驻扎武昌北城外塘角的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与城内第八镇工程八营先后发难，打响“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当晚，武昌南城外南湖附近的炮八标（又称南湖炮队，按清新军编制，“标”相当于团），除少数军官闻风遁逃外，全标1700人集体起义响应，刘谦定的祖父，时年未满23岁的刘裕海，乃是炮八标三营中队一排正兵。
武昌首义时，炮八标是唯一一支成建制全标起事的部队。原来，该标士兵多为革命组织共进会或文学社成员，连排长、队官（即连长）以至管带（即营长）也多同情革命，且士兵以鄂北、豫南青年为主，他们天生纯朴勇悍，一经信服革命思想，便愿生死以赴。
据刘谦定记述，祖父刘裕海受以刘静庵为首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宣传影响，1907年初（18岁）离开老家湖北钟祥县，来到武昌，考入炮八标（属暂编陆军第八镇，“镇”相当于师），次年加入秘密反清革命组织“忠汉团”，后又随“忠汉团”加入了共进会。当时像他们这样的热血青年认为，身为汉族军人，理应忠于华夏，兴汉灭满，不该为满清皇朝的家天下效命。
话说炮八标起义将士连夜携炮自武昌城东南中和门（后称起义门）进城之际，城内民军（即起义部队）多持步枪或短枪作战，而仍然忠于清廷的三大衙门护卫军，多为旗人，他们拥有众多洋机关枪，攻守双方，火力相差悬殊，战局一时胶着。炮八标迅速把德制克虏伯过山炮部署中和门城楼、楚望台高地和蛇山制高点，居高临下，猛轰武昌城南的湖广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顽敌心理防线与实际防线均告动摇，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官张彪，不得不先后逃出了武昌城。
入伍4年多的刘裕海，已是一名善于计算过山炮射程的老兵。他先与战友列炮于楚望台高地参加战斗，稍后受命携过山炮六尊于午夜摸黑登上蛇山，战至11日黎明，民军在炮火支援下，攻陷湖广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然而，负责管理湖北钱粮赋税、库藏大量现金的藩署（全称承宣布政使司）仍久攻不下，刘裕海等精锐老兵又奉命带着两尊大炮抵达武昌城北凤凰山炮台，轰击藩署清军。
凤凰山自古以来就是武昌城防的军事要塞，有“欲制武昌，先制蛇山；欲制蛇山，先制凤凰山”之说。天亮后，凤凰山炮火齐发，前线民军发起猛攻，负隅顽抗的藩署守将连甲只好下令撤退。此时已是11日中午，武昌全城才真正光复。
因领导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而成名的工程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后来回忆说：“我革命军自炮队进城之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炮声有以促成之也”。
与熊秉坤号称“熊一枪”（据学者考证，直接打响第一枪的实为熊的战友程正瀛）一样，率先鼓动炮八标士兵发炮起事的蔡汉卿，也被民军称为“蔡一炮”。蔡氏民国初年曾升任鄂军第四镇统制，对黎元洪一直忠心耿耿，后来弃政从商，其孙女是台湾名歌手蔡琴。
学生“停课闹革命”
武昌光复当天，湖北军政府成立，众人推举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协统黎元洪出任都督。第二天，即10月12日，一支约1300人的“湖北学生军”出现，成员多为武昌的初级师范、中学和高小的学生。
原来，武昌首义爆发后，武昌城内各中小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急于扩军备战的湖北军政府，遂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为骨干，组建一标学生军，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刘绳武担任标统（团长）。黎元洪的黄陂老乡、时年20岁的李威，便是学生军的一员。
据李威之子李遵厚记述，1907年父亲只身来到省城武昌，入读张之洞开办的文普通中学（宋教仁、董必武等人均出自该校），1910年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堂，期间常与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党人接触，深受感染。首义当晚，李威与陆军三中同学600人一起，由中和门入城，直奔楚望台军械库，每人取得子弹200发，作为起义军预备队。而先他们一步到达楚望台支援熊秉坤等工程八营人马的，是陆军测绘学堂的一队学员。
学生军正式成立后，奉军政府之命，负责守卫咨议局、都督府及藩署、铜元局、官钱局等要害机关，并维持武昌城内治安。据估计，上述府库中储备金银钱钞总值不下4000万银元，在学生军护卫下分文未少。后来民军由一个协（相当于旅）扩充到八个协，战费开支全由此支出。如果不是有这些钱为后盾，民军能否坚持旷日持久的战事，支撑到南北议和，还是个疑问。
武昌首义之后，清廷派冯国璋率北洋军大举南下镇压，历时40天、战况极为惨烈的阳夏保卫战（即汉阳与汉口之战，汉口旧称夏口）展开，战事紧张时，任学生军教官的李威，曾一度随队开赴前线作战。黎元洪对学生军表现颇为赞赏，称其“内守外攻，均关重要”。
后来南北议和，战事平息，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战时急速扩充的民军实行“裁军”，湖北学生军使命也告一段落。在黎元洪安排下，新办湖北军官学校、讲武堂等军校数所，按年龄大小，安排学生军成员到各校继续深造。
回到陆军三中的李威，毕业后考入当时国内一流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步科四期学生（大名鼎鼎的叶挺为该校步科六期学生），学成后投奔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任广西军官学校教官。1926年，李威随桂系参加北伐战争，任革命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团长（后升任旅长），参与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时隔15年后，又一次打回武昌城下。1927年8月，李威随第七军与孙传芳十万大军激战于南京城外龙潭，这是北伐中规模最大的一战，孙传芳最终战败，李威也因立下战功被蒋介石任命为19军第二师中将师长。
此后，这位革命军人的命运几度浮沉。1929年蒋桂大战，李威作为桂系将领参战，桂系失利后，他对政治斗争和军旅生涯感到厌倦，决心解甲归田，回老家武汉从事实业投资。他利用多年在军界积累的声望及人脉，开设汉口长江饭店、新华机器米厂等十余家企业，生意颇为成功。
1937年抗战爆发，武汉形势趋紧，李威举家回黄陂避难，后日伪军闻其名登门劝降，遭到拒绝，他并策反伪军二三百人，投奔国民党鄂东游击区（属李宗仁第五战区管辖），任第21游击纵队司令及中将总参议等职。期间数次与日军交战，屡有胜绩。1941年，日寇派汉奸将他刺杀，终年仅50岁。葬礼上，蒋介石及李宗仁、白崇禧等均送来花圈和挽联。
与李威同龄（1889年出生），又一同参加武昌首义的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喻育之，则要长寿得多，他晚年住在武汉，直到1993年去世，享年104岁，他是有姓名可查的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首义志士。
五千两银成大业
喻育之的女儿喻安澜与李威之子李遵厚，同为“首义二代”，如今均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而58岁的刘谦定与比他年长10岁的刘重喜女士，则属于“首义三代”，他们都参加了黄陂“共和园”的纪念活动，刘重喜还代表首义志士后裔，在当天的仪式上发了言。
刘重喜的祖父刘公，国内一般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教科书上罕有提及，但在武昌起义前后，他却着实是一位大名鼎鼎、举足轻重的传奇人物。
1881年生于湖北襄阳的刘公，其家为当地三大富室之一，号称“刘百万”。
1907年9月，因不满足于同盟会以南方边境省份为革命重点的策略，刘公与湖北同乡居正、孙武，以及湖南人焦达峰等多位留日同盟会员一道，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图谋在长江流域发动反清起义。1908年，孙武、焦达峰等相继回湖北动员革命，刘公成为共进会第二任会长，1910年秋他回国时所带的九角十八星旗小样，正是武昌首义爆发后打出的那面著名大旗的蓝本。
湖北沔阳有句老话说，一龙挡了千江水，一钱难死众将军。武昌首义筹备期间，经费拮据，无法购买枪支弹药，连造旗印布告都难以进行，愁煞革命党人。此时刘公从襄阳家中赶到，带来家族中人为其捐官筹措的5000两白银（一说两万两），全数支持革命，立解党人燃眉之急。
首义爆发次日，民军攻陷藩署及官钱局等财政机构，缴获巨量存银，革命经费短缺的窘境，才算告一段落。
9月24日，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大会，决定合并，并制定起义方案，初步推举刘公为总理，蒋翊武（文学社社长）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同商处。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共进会政治筹备处秘密试制炸弹失事，引来俄国巡捕并惊动清方，刘公避走汉口法租界，10月10日早晨与另一革命首脑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并称“首义三武”）紧急商议，决定仍照原计划起事，并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队各营起义时间及“同心协力”口令，确保起义不至功败垂成。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刘公先负责军政谋略事宜，后以顾问名义主持机要，随即又改任监察处总监察。又与孙武、居正、汤化龙及自外地赶赴武昌的宋教仁等人一起，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同商讨制定在现代中国共和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鄂州约法》。
可惜与部分武昌首义功臣一样，刘公也是英年早逝，他先后参加讨袁战争及护法运动，终于积劳成疾，1920年4月于上海逝世，时年不满40岁。两年后，已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首义同志俱往矣
1911年10月9日宝善里14号的突发意外，成为次日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关于这栋老房子，又有一段新故事。
1993年，宝善里（已更名为楚善里）一带旧城改造，1992年底刚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这栋老房子被推平，直到七年之后，在各方极力呼吁下，政府决定原址重建，并于门外立“湖北共进会旧址”标志牌。
此后，热心搜寻武昌首义遗迹的刘谦定，常常带各路人等来此缅怀先辈故事。恰好租用此栋房子作办公之用的商人李承时，与刘相识，他遂慷慨允诺，腾出一室供其交流会友之用。生意忙碌的李承时本来无暇顾及历史钩沉之事，受刘谦定影响，去年也特地翻阅家谱，查找先人遗物，居然发现他的祖父李鸿藻，曾经参加过阳夏保卫战，也是辛亥志士之一。
惊喜之下，李承时与刘重喜、刘谦定二人一道，发起辛亥后裔寻访办公室（挂靠武汉市侨联），从联络仍然生活在武汉的志士后人们入手，沟通感情，组织活动，修建黄陂“共和园”志士衣冠冢与纪念墙的想法，也是他们提出的。宝善里14号的房子，自然而然地成了在汉首义后裔的聚会场所。
今年4月清明过后，他们组织武汉辛亥志士后裔共31人，自费赴台湾与岛内的辛亥首义同志会后裔相聚联谊，国民党要人蒋孝严等曾亲自出面接风。
据刘谦定记述，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黎元洪分任大总统及副总统后，湖北开始了大规模裁军，凡前清军队中的普通起义士兵多在裁汰之列，政府发给退伍军人起义执照，“坐领九年恩饷”。刘的祖父刘裕海就在此时解甲回到了家乡钟祥。1916年，耐不住小县城闭塞寂寞的刘裕海，带着妻儿回到省城武昌，在蛇山南麓租屋居住。此时他不过27岁，但对反复无常的军阀征战与残酷的现实政治已敬而远之，甘愿做一介平民，自食其力。
尽管此后约二十年，刘裕海只是武昌城一个打工糊口的普通老百姓，但作为辛亥志士，他仍然享受到城内共和大舞台免费看戏的待遇。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刘裕海让唯一的儿子（即刘谦定之父）举家回钟祥避祸，自己两夫妻则忍辱负重留在武昌，守护多年辛苦积累下来的一份微薄产业，一直熬到抗战胜利。
1946年6月，刘裕海和劫后余生的战友们，经国民政府调查审批，都成为“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作为“缔造中华”的开国志士之一，这是他晚年最引以自豪的事。
原来光复后出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以及省议会议长何成濬、省党部主委方觉慧及武汉行辕办公厅主任尹呈辅等高官，均为武昌首义同志，自然大力支持成立同志会，当时登记会员1644人，所要求的条件是：亲身参与辛亥武昌首义，或在各省响应、或于民国前从事革命工作而有利于武昌首义之成功者。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来贺电，并拨款1000万元作为团体事业基金，同志会的第一届理事长为同盟会及共进会元老居正。
刘裕海晚年还念念不忘，1946年10月10日，武昌阅马场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次庆祝大会，到会民众近十万人，主席台下，他与身体尚健的辛亥首义同志五百余人，左胸佩戴着双十纪念章及黄色绫质的“缔造中华”襟章，英勇之态，不减当年。会后，举行了“辛亥首义拜将台”奠基典礼，万耀煌率队徒步在武昌城内进行了列队大游行，“沿途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其情况之热烈，为民国元年以后湖北最盛大之国庆集会和游行”。
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1949年以后，“辛亥首义同志会”未能在大陆继续活动，但新政权看来并没有完全忘记他们当年的功绩。1957年3月，69岁的刘裕海因病去世，当地民政部门派了两位干部，帮助这位登记在册的“辛亥老人”料理后事，政府出资置办了棺材寿衣，庄重入殓，并购买公墓地一块，安葬立碑，还向刘谦定的祖母表示，按规定可以每月给予抚恤金养老，只是老人家婉言谢绝了。
无名英烈今何在
父亲李威殉国之时，李遵厚只有4岁多，当时母亲带着他们兄弟数人回到黄陂乡下，务农为生。李遵厚说，母亲绝口不提往事，而自己对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毫无印象，至今手头只有一张长兄凭记忆手绘的父亲小幅画像，以及应该是父亲留下来的半截军毯。
解放后，李遵厚来到武汉上中学，后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又根据组织安排转读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张舜徽，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当中学语文教师，一教就是35年。上世纪90年代末退休之后，他重拾历史旧业，开始多方搜集有关父亲及武昌首义的各种零碎资料，试图还原先人的革命足迹。
李遵厚说，现在一提纪念辛亥，来来去去就是孙中山、黄兴几个大人物，当年在第一线拼杀的普通战士，却很少有人提起，自己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孙子，已移居国外，有时他们回来探亲，去参观武昌起义遗迹时，就会指着时常可见的伟人塑像问道：听说咱们太爷爷也参加了武昌起义，那他在哪儿呢？
刘谦定承认，他们民间发起的辛亥首义志士后裔各种联谊和纪念活动，并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什么实质性支持，比如此次修建衣冠冢和纪念墙，就完全是热心的民营企业出资赞助，官方正在筹备在武昌首义广场举行的辛亥百年盛大公祭仪式，像他们这样身份普通的首义志士后裔，甚至都没有接到出席邀请。
还是一直为张罗以上种种事宜四处奔走的李承时看得开。他说，我们先人的名字和事迹，别人记得不记得不要紧，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不能忘记。
未到花甲之年的刘谦定，却已须发皆白，原因是前两年他大病一场，近来身体才渐渐恢复，朋友们都说，他是操心的事太多累的。
他说，我不能不操心，我们的先人总算有个墓碑和纪念墙让我们时时寄托哀思，想想当年40天的阳夏保卫战，牺牲的起义军民不下万人，留下姓名和小传的只有41个人，其余绝大部分都是草草合葬在汉口和汉阳的几个大堆里，如果每年春节、清明和双十这些日子无人去探望拜祭，这些英烈又魂何所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