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文革”时的文化选择，其实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选择：由于心灵无所庇护，在治世，儒家知识分子尚可以辅佐天下为使命，但逢乱世，儒家知识分子就只能接受悲惨的下场。冯友兰尤其无法想到的，是他遭遇到了一个根本不需要知识、并且强烈诋毁知识的时代。
冯友兰
今年是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
冯友兰是新理学的创始人和新儒家的开拓者。他最重要的三部哲学著作为《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中《贞元六书》又由六部哲学著作组成。这三部著作俱为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民国时期，冯友兰就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是近代中国以来泰斗级哲学大师。灿若群星的西南联大竟然被认为只有“三个教授”，冯友兰、陈寅恪各居其一，唐兰和刘文典合二为一。在西方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现代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在学术界地位几乎无人匹敌，其高度至今难以超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不朽业绩。但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却遭人诟病，主要原因是他参与了“四人帮”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写下若干尊法反儒的文章和不少诗文，后来与受到“四人帮”重用的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并称“四皓”(即四个须眉皆白的老头)。
冯友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作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1948年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追随蒋介石政权离开清华，维持学校教学工作由冯友兰承担。军管会接管学校后，冯友兰依然按旧时规则行事，一方面他对政治并不热心，要保持学术与政治的距离；另一方面是他的自负使然：即便是新政权，自己也该能用得上。
随着新旧交替冲突，冯友兰这位清华大管家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他逐一请辞一系列行政职务。新政府很快批准他的请辞，有人表示冯的思想“跟党不合”，要求他“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哲学史。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虽然欢迎冯友兰的表态，但也说：“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从此，冯友兰陷入被反复批判的境地，随着此起彼伏的运动，他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老运动员”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第一个贴出重磅大字报的正是北京大学造反派，著名造反派头头聂元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8月26日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此时冯友兰已年逾七旬，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此后，经多方努力，3月份才做完第二次手术。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接着又将冯友兰与刘少奇联系到了一起批判，说他因为“积极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得到了刘少奇的赏识”。就这样，冯友兰不断地被批判、交代、写材料。
从“文革”爆发到1968年5月，是全面武斗、夺权的混乱阶段，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本是为制止这种混乱所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动乱制造者实际是“文革”发动者，罪责却推给了“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清队”意味着从胡揪蛮斗变成了有系统的政治迫害，出现大量冤假错案。
此时冯友兰已是73岁老人，他于8月底9月初被工宣队诓骗出去，对他实施隔离审查，开始了劳动改造。这说明对冯友兰的批判升级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大教授们在“牛棚”里济济一堂，批判冯友兰时，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外，还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洪谦开始也跟着承认自己是“反动学阀”，但造反派却认为资格不够，只能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自报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又不够格，他只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各种不同级别的“罪行”中，冯友兰是最重的。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后的11月18日，他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据冯友兰自己说，这次优待得自领袖的“关照”，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番讲话对冯友兰来说，无疑形同救命。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之谦逊、之沉痛、之卑微和民国时代的冯友兰判若两人。信和诗作皆通过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毛泽东向冯友兰表示问候。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最令人侧目的是在毛泽东78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三十三首，其中最后一首写到：“曾以宏词作《天问》，又以革命作《天对》。旷世风流问对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其语言之直白、格调之低，令人叹息，写《西南联合大学碑文》时冯友兰的神采荡然无存。毛泽东收到《韶山颂》后，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表示感谢，冯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成绿荫。”冯友兰的这类诗词，连同《咏史二十五》合计写了百首左右。
与侥幸存活的冯友兰相比，翦伯赞无此幸运，因“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文革”开始到1968年底，北京大学仅自杀的老师就有：历史系教授汪籛；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英语系教授俞大絪；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夫妇，北大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生物系教授陈同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北大原党委书记崔雄崑；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以及陈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