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合约的建立和撕毁

《危机四伏的荣耀》[英]约翰 弗朗斯 著/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4月版

“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让战胜国的人民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在1919年1月-6月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这些国家的政要们确实为了重建世界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为采取措施预防德国展开报复行动，将德国的常备军限制在10万人以下，严禁德国拥有坦克、飞机、重型火炮或战斗机，同时严格限制德国海军，既不能拥有大型船舰也不能拥有潜艇。同时莱茵兰地区必须解除武装，这使德国在面对来自西方的进攻时不堪一击。战争赔款一项激起了强烈的民愤，虽然德国也曾经在1871年迫使法国赔款50亿法郎(折合10亿美元)，承认德国所占据的战略领土。此外，1914年后德国也对比利时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占据了106家钢铁工厂，同时对占领的法国北部地区进行了无情的剥削，令该地区的居民陷入悲惨境地。在等待赔偿问题最终解决的同时，德国萨尔地区由国际联盟管理层进行接管。德国失去了1871年自法国剥夺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东方的大片领土，但这些领土上的大部分人口都是非德国裔，因此这也符合协约国作为在欧洲立足基础的民族自决权原则。

战胜国也并非无所不能，尤其是在美国1920年宣布拒绝接受凡尔赛合约结果之后，剩下法国和英国作为合约的保证方。他们在1920年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干预政策宣告失败，虽然日军在西伯利亚地区一直驻扎到1922年才撤出。对于中国发生的激烈内战或德国被迫从它缔造的东方帝国撤回凡尔赛边界，他们都无从插手。1919-1921年的苏波战争本质上是为了控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彼此分裂，完全独立于凡尔赛合约范围之外。

许多人批评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的作为丝毫谈不上公正，获得“国际联盟托管地”只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帝国疆域，以及鼓励希腊对土耳其的入侵，最终该入侵在1922年遭遇彻底失败，土耳其重新回到基马尔。阿塔图尔克的统治之下。但凡尔赛合约真正的弱点在于敌人的力量和数量。德国从未真正接受他们的军队已经彻底战败的事实，到了1918年11月，他们的军队依然驻扎在外国的领土之上，他们始终坚持“暗箭伤人”的方针，虽然这一点曾遭到左派的背叛。这种信仰又因为20世纪20年代国家的衰落和经济崩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在1925-1928年对德国衰败的原因作出调查，其中体现了对这种幻想主义的官方注解：

因此由德国继续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是无可辩驳的。这种可能性只是被革命的爆发所阻止了，革命粉碎了指挥官们手中的利剑，破坏了军队中所有的命令和纪律，尤其是在前线后方，使得一切继续抵抗的可能性都化为乌有。

至此，一个蛊惑人心的神话蓬勃生长，从战败的废墟中汲取毒素。俄国因战争而四分五裂，而且并未被邀请加入凡尔赛合约，国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迫切希望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彻底颠覆。匈牙利失去了一半的领土，人民早已极度不满，同时奥地利抗议虽然凡尔赛合约号称建立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之上，但仍然禁止其与德国结盟。同为英、法前盟友的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都认为自己所获得的赔偿不足以弥补遭受的损失。波兰对斯洛伐克的领土早有野心，同时南斯拉夫地区也汇集了众多不同利益阶层的人民。日本因为在太平洋地区的帝国野心受挫以及美国对其的蔑视态度而恼火不已。

凡尔赛合约称不上完美，但还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法吗？调解者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磨平战争带来的创伤。法国依然对德国心存恐惧，因此他们试图借助联盟体系保卫他们的地位。比利时成为亲密盟友，同时由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成为曾经与俄国缔结的协约国的替代品。当德国政府将恶性通货膨胀称为令赔偿数额缩水的途径时，法国在1923年1月占领了鲁尔工业区，保证赔偿能够以货物的形式支付，而非飞速贬值的货币。根据凡尔赛条约，该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但执行任务的士兵态度却非常野蛮，1923年10月，促成莱茵共和国这一傀儡政权被广泛认为是这一系列事件走向极端的表现。

英国和美国担忧法国的现实政治(德语：realpolitik)会造成与德国的彻底离间，在1924年通过提出道威斯计划减少了赔款数额，同时解除对鲁尔区的占领。法国同意妥协，并于1925年10月签署洛迦诺公约，规定包括德国在内欧洲主要国家建立共同安全体系。但法国依然坚持与德国的敌对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在德国问题上持对立态度。因此，凡尔赛合约的两大主要缔结者无法达成一致，同时又没有任何一方拥有完全独立行动的自信。法国感到即使有必要坚决采取行动，也不会得到别国支持。英国以巨大的海外投入作为代价换取了战争的胜利，英国统治者意识到国内的工业基础发展大都停滞不前，因此极度不安。众多殖民领土普遍发生动荡，并且所有这些占领地区的战略价值也令人质疑。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卷入法国引起的另一片大陆上的纷争。而且英国统治者的力量要远远大过法国统治者，他们为维持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愿景所深深影响，现今世界和平开始对国际事务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这种愿景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该联盟1919年建立，作为凡尔赛合约的一部分，目的是敦促国家行为遵守国际法律条款。同时国际联盟强化了民族自决权(虽然不包括殖民地人民)原则，该原则在处理中欧和东欧的问题时尤为重要。渴望避免战争的实际成果之一是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虽然战后主要国家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仍然存在，但英、法、日、美各国都同意了限制舰队的协定。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规定禁止使用毒气。这种理想主义也开始对暴力的使用产生影响。

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珍宝，在战争中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更有4万3千人在战争中阵亡。印度原本预期作为回报，帝国统治者会让它在政府职能中占据一席之地。1919年的条约使印度大失所望，导致国内局势动荡。4月，戴尔将军麾下的印度军队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军队大肆开火，超过1千名示威者死亡。英国和印度政府试图掩盖整个事件，但凭借媒体强有力的支持，英国国内的抗议之声日趋强烈。与此相反，在印度发生的暴乱中，许多叛乱者未及抗议便在炮口下粉身碎骨。这种态度对英国管理印度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爱尔兰的情况。爱尔兰爆发的叛乱和随后的镇压运动在19世纪已经司空见惯。1919年，爱尔兰爆发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这次叛乱中自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迈克尔。柯林斯指挥他的军队反抗英国政府派来监视他们的警察和情报人员。英国当局发动了反叛乱战争，于1922年获得了完全胜利。然而，他们本身也要面临英国民众通过媒体舆论造成的巨大压力，民众对政府当局在爱尔兰的暴力行动表示了激烈抗议，尤其是1920年12月11日英国军队为报复遭到的攻击焚烧爱尔兰科克市的行为。最终政府被迫妥协，并于1922年签订英爱条约，英国放弃对爱尔兰南部的控制，但北爱尔兰仍然处于英国政府的管控之下。

诸如此类的公众反响并非是普遍、持续不变的。法国面临着来自北非里夫山区的大规模反殖民统治抵抗运动，但该地区距离法国相当遥远，军方只能凭借控制报纸媒体与反叛者进行接触，这次反抗运动在1925年被平息，法国本土只掀起了很微弱的反响。英国镇压了印度和伊拉克的叛乱，同时，1936-1939年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反抗镇压运动导致了5千名阿拉伯人死亡，也未曾遭到公众的强烈谴责。但国际联盟内部的争论为处理世界事务奠定了基调，对暴力行为的敏感和反对是尤为重要的。

此外，英国的大众文化也吸取了1914-1918年的经验教训，这些事件发生的方式都对国内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4年之前，英国从未派出规模如此巨大的军队，去承担抵抗欧洲大陆最强大敌人的主力任务。1918年获得胜利的代价是110万英国及其他殖民地区人民的死亡，另有无数人成为残疾。这个数字是极其可怕的，但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以及这场战争。1918年，巨大损失所造成的震慑被战争胜利带来的荣耀逐渐淡化，但最终被与战争本身无关的发展变化完全掩盖。政治家们并没有遵守承诺，1918年的选举口号“适合英雄的家园”就是显著体现。20世纪20年代工业领域爆发的冲突和接下来的大规模失业为接下来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人民遭受的贫困逐渐使国家的胜利成就黯然失色。20世纪20年代早期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长期争论，1933年之后德国的重新崛起，以及掀起新的战争的威胁，都加重了这种徒劳无力之感。

1927年，P.A。汤普森出版了《由驴子带领的狮群》，副标题为“展现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如何由那些犯错误最少的人取得的”。他对英国最高指挥部的尖锐批评广为流传，尤其是这个引人注目的标题。1929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出版了自传文学著作《向一切告别》，书中描绘了这种幻灭感。这本书是一系列由经历过战争恐惧的知识分子所著的愤怒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代表。他们并非对战略战术有特别具体的了解，当然也不能代表那些真正参战的人们的态度，但他们借助高超的文学技巧传递出对于战争的某种印象，将战争描绘为由一群无能的将领领导的无谓的牺牲。

英国文化界中左翼思想的主导让这种觉醒深入人心，文化界人士对批判这种“成就”抱有高度敏感，他们的影响通过工党和工会广为传播。1933年2月9日，在万众瞩目之下，就在希特勒1月30日宣誓就职德国总理之后仅仅几天，牛津大学联盟发表公告称：“绝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投票结果为275票对153票。同时在统治阶级之中，也存在着 “迷惘的一代”的利己主义论调——有如此之多公立学校的男学生在战争中身亡，这个国家领导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的英国贵族精英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人士似乎已经丧失了勇气，他们曾经凭借着这种勇气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战争造成的严重伤亡，但也正是战争带来了1919年后的大众民主。英国不再是“他们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向改革之风带来的大众文化低头。1914-1918年的记忆，或许可以称为“耸人听闻的伤亡”，足以成为禁止任何干预欧洲事务的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于无谓战争的思想日益发展，骇人听闻的流血牺牲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人类永远不应该重蹈覆辙。英国的政治家们在面对他们所遇到的重大战略问题时抱着极度不情愿的态度。英国曾承诺保护整个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安全，但同时又签署了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为英、美、日三国的舰队规模划定了5:5:3的比例。这就意味着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和美国保留了它们的大部分战舰，拥有了比英国更强大的实力，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欧洲海域。1914年之前，英国和日本建立联盟关系，但随后与美国建立了更为坚定的友谊关系。因为美国对日本怀有很深的敌意，尤其是针对其在中国的野心，英国切断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然而，美国对所谓的整个“大英帝国”并不支持。这些关系对印度和远东地区发生的防卫战役均有影响。皇家海军的反应是建立防御严密的新加坡基地，到1939年，共投入6千万英镑用于基地建设。但事实上建立这些基地意味着削减本土海域和地中海地区的海军力量。当然，这只有在欧洲和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鉴于整片大陆上人民高昂的愤怒情绪，这只能称作一次毫无把握的尝试。

在这些情况下，英国的政治家们都未能认清战争的现实，同时对欧洲和全世界即将遭遇的和平威胁做出理性思考，他们纷纷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作为解决争端的平台而言是非常合理的，但它只是一个新生的组织，前景还并不明朗。这个组织建立在少部分人的理想主义之上，甚至英国和他们的盟友自身都不愿其插手自己的帝国内部事务。本质上英国的政客们依靠国际联盟的原因只是为了避免面临关于英国和帝国安全的困难抉择。他们对完全信任联盟表现得更加不安，原因在于英国正在推行一种成本高昂的全新社会安保制度，这种制度的运行必须通过削减日益不得人心的国防领域开支才能够实现。结果导致对经济增长的持续需求和十年规则的订立，在1919至1932年间的十几年之内，每年为军队提供“建议”，在军队编制次年的预算时以未来十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为前提。20世纪20年代中英国没有面临任何重大威胁，这一计划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对于帝国防御上存在的问题却只是持续搁置，没有提供任何解决途径。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战略层面上英国面临着内在真空，因为极度排斥在国家军事领域的事务上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处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局势时愈加明显。

对英国而言，凡尔赛合约中最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德国海军的限制。虽然德意志魏玛共和国通过委托海军上将舍尔和格拉夫。施佩表达了对这些限制的不满情绪，仍然在1931至1934年间制造了“袖珍战列舰”。这种战舰的速度只有巡洋舰能够与之匹敌，但没有巡洋舰能够抵抗这种战舰上的11英寸口径火炮。他们违反了凡尔赛合约中规定的限制，很显然制造这种战舰是为了掠夺商船，但即使是这样直接威胁英国国家利益的举动也没有激起任何反应。到了1931年，第一海务大臣报告称海军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防御帝国本土和海外疆域。同年，九一八事变给了日本占领满洲里的借口，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逐渐升级。国际联盟对这次入侵行动予以谴责，但唯一的结果是导致日本脱离了这一体制。同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发誓要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将凡尔赛合约彻底推翻。

来源：本文节选自《危机四伏的荣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