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然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定的中苏同盟关系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加之两国在50年代中后期内政外交的巨大分歧，决定了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然破裂时间的迟早，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及它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中苏双方始料未及的。
1950年2月，毛泽东、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第4期，作者：柳德军，原题为：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学界普遍认为，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因为苏联企图以损害中国主权而达到对抗美国之目的，从而导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和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1}。然而，人们未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中国既为苏联之盟国，又有同盟互助条约为基础，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美国，苏联提议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对苏联的这一具体提议如此反感，甚至发展到不惜损害中苏同盟关系的地步呢？近年来随着中苏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如何运用新的史料和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的真正属性，成为当前学术界值得思考的一个课题{2}。鉴于此，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家利益方面，而应从更深层面探求其本质所在。
一、中苏军事合作的诱因
(1949年12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确立了法理基础。而1950年的朝鲜战争则从情感上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同盟基础。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赫鲁晓夫在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8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为了进一步加固中苏联盟和得到中共对苏联的政治支持，不仅撤除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华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利益，而且不遗余力地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随着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圆满完成，以及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帮助中国建造军工企业和原子能反应堆，向中国提供建造核武器的技术等协定的签订，不仅使中苏关系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而且也把苏联的对华军事援助推向了顶点。
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实现，新中国更加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为了表明中苏两国兄弟一心，1955年5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大会上发言说：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3}。
虽然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撼，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均执行着比较稳健的内外政策，因此，苏共二十大所造成的两党歧见并未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中共领导人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问题上。
出于对中国良性行为的回应，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开始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赫鲁晓夫对中国如此慷慨的军事援助，原因有二：第一，1957年苏共“六月事件”中演出的一幕幕和揭示出的某种事实给了他强烈的震撼和刺激，使他真正地意识到集权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于国家的必要性{4}。因此在激烈的国内权力竞逐中，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个人的支持。第二，在核武器时代，苏联的整个国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主张缩减常规军备，重点发展核武器。在海军方面也有人提出应改变舰队结构，以发展核潜艇为主{5}。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两国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在中苏友谊空前繁荣的绚丽光环下，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正是在这种友好合作的氛围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提出的。
然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定的中苏同盟关系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加之两国在50年代中后期内政外交的巨大分歧。
二、中国的反应及其影响
1957年随着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舰艇试航成功，从而使苏联外出舰艇与本土的通讯和联络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后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是在中国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电台，分别承担潜艇舰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联络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在他看来，尽管尼赫鲁在印度所有资产阶级人士中是最进步的，但他毕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具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活动家、民主主义者”{6}。
因此，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的苏印关系。相反对于中国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可行，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在他看来，“无论是我们(指苏联)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这些潜水艇不仅要为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要为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进行活动”{7}。因此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对建立无线电台的兴趣不比苏联小，况且中国的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与之同时，在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为了获取中国海军急需的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在彭德怀及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材料{8}。鉴于此，苏联便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的提议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这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他看来，“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都没有什么麻烦”{9}，而对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共同安全需要且具有同盟互助条约的中苏两国来说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见，苏方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舰艇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同时也的确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不过，所有的这些考虑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而并非企图控制中国。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苏联的这一建议如此地愤怒以至于达到不惜损害中苏同盟关系的程度呢？尽管苏联领导人在提出这一建议时，也许仅仅考虑到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即使赫鲁晓夫这一建议的提出也有损害中国利益的成分，但若与当年斯大林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何况中方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而且苏方提出的设想还可以进一步交涉与谈判。尤金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一再表示：“鉴于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现代化海军舰队，苏联方面认为讨论联合建立苏中舰队的问题是适合的，并邀请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10}
由此可以看出，苏方仅仅是提出建议供中方参考，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而且具体的事宜仍在等周恩来和彭德怀前往莫斯科进行商谈。同时在谈话中尤金反复强调：“苏联领导人一点也没有暗示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关系。大使强调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好像苏联要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同某种政治条件联系起来。”{11}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会激起如此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12}和“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要租借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等激愤之辞，并指责苏联“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13}。原因似乎不仅仅在于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更重要的恐怕是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伤害了新中国的民族感情和毛泽东这位对国家主权高度敏感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长久以来在其区域内是卓越的——的确，在她的世界里，她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图号令其组织和内部运作的作为，都会伤及其敏感的自尊。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不愉快经验，此一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强烈坚持地位平等、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领导中国人民重获独立与主权的毛泽东更是相信，在他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