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工作可以迫使项美丽戒掉烟瘾，却戒不掉对恋人的思念，可是当她写信希望邵洵美能够到重庆相聚时，邵洵美却回信说：“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战争的磨难使邵洵美成熟了，这个一度玩世不恭的男人终于浪子回头，懂得了什么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这也宣告了他们的爱情历险记已经写到了剧终。
邵洵美作者|潘剑冰
今天提起邵洵美，文学圈外的人恐怕知道的没有几个人了。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邵洵美可是大名鼎鼎，他曾经数次遭到鲁迅的讽刺和攻击，能够被鲁迅骂的人一般都不是等闲之辈，更何况是经常被鲁迅骂的人。
邵洵美的出身不同凡响，他的祖父是曾任清朝台湾第二任巡抚的邵友濂，外祖父更是晚清第一官商、人称“中国商父”的盛宣怀。这样的出身让邵洵美成为纨绔子弟的概率极大，但他玩物而不丧志，败家而有道。
当家族中的其他男人沉溺于吃喝嫖赌时，邵洵美却玩起了文学，他写新诗、开书店、办杂志、搞出版，并花重金购买了国内唯一一台德国影写版印刷机。他花钱如流水，愣是把自己从一个富翁整成了“负翁”。邵洵美在当年的文艺界有“小孟尝”的美称，是一帮穷光蛋作家文人最热爱的揩油对象。同时，他还是一个伯乐，手下主办的文艺杂志至少有10本，并先后开办了两家出版社，许多陌生的名字在他的帮助下得以在文坛崭露头角，有的至今为人们熟识。然而，邵洵美自己的名字却被人遗忘了，直到几十年后，才又随着旧上海的风花雪月韵事重新浮出水面，他的家世、婚姻、交游都为人所津津乐道，当然也包括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一段传奇般的恋情。
项美丽原名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城，比邵洵美大一岁。艾米丽从小就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女孩，哪怕处在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中的美国，她的经历仍然算得上特立独行。她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矿冶工程系，是该校第一位获得矿冶工程学位的女毕业生，她选择这个专业并非真的想去采矿，只是想跟从来不收女生的威斯康星大学矿冶工程系较劲。
毕业后，艾米丽在老家的一家矿冶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不过朝九晚五、循规蹈矩的生活并不适合这位女孩，她的血液里流淌的是野性、冒险的因子，于是当1927年5月20日美国飞行员林白驾驶着单翼飞机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消息传来后，艾米丽立即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好在艾米丽并未嫁做他人妇，也没有像如今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成为房奴，随时可以轻装出发。
1928年到1929年，艾米丽置身于非洲刚果的丛林与部落中，在这片有可能是人类起源地的土地上，她享受到了最原始和狂野的激情。回来后，艾米丽成了著名的《纽约客》 (New Yorker)杂志社的特约撰稿人。她选择了当一个作家，但并不坐在家里，而是开始了自己的逍遥游，用路上的风景换取一笔笔稿酬，工作、追寻两不误，岂不快哉！
1935年，艾米丽跟姐姐海伦(Helen)登上了前往中国上海的远洋轮船。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西方冒险家的乐园，注定有些故事在等待这位不安分的女性去抒写。
到了上海后，活泼开朗、风情万种的艾米丽很快成了沙龙和舞会上男人们的宠儿。然而，这并不是艾米丽心目中的探险，上海的霓虹灯远没有非洲的原始森林对她的诱惑大，正当她在失望中决意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唯一可以让她留住脚步的爱情如圣诞老人的礼物一般突然降临。
令他们一见钟情的相遇，发生在一次晚宴上。无需太多言语，惊鸿一瞥的眼神之间，彼此已经心心相印。他们相谈甚欢，在艾米丽的要求下，邵洵美根据上海话发音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项美丽。这个“美丽”的名字将成为这位美丽的女士未来五年的专用名，并且伴随她的一生。
几天后，邵洵美和项美丽同游了南京，据香港女学者王璞于《项美丽在上海》中的考证，南京之行是两人关系的里程碑，他们正式确立了恋人关系。
向美丽(二)
其实在认识项美丽之前，邵洵美已经有了一桩让人艳羡的婚姻，他的妻子盛佩玉是他的表姐，比他大一岁。盛佩玉的父亲是盛宣怀的长子，而邵洵美的母亲则是盛宣怀的四女。在盛家，盛佩玉是公认的美人，她的母亲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将她许配给了邵洵美，这可把邵洵美乐坏了，因为他也一直暗恋着这个美丽的表姐。当年为了追求佩玉，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从“云龙”改为“洵美”，典出《诗经•郑风》中《有女同车》“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之句。
盛家盛时富可敌国，尽管盛宣怀死后一帮不肖子孙散财的速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他当年聚财的速度，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每个小姐出阁时都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嫁妆。盛佩玉带来的嫁妆，不计金银珠宝和房产，光银子就有一万两，由此曾招致了鲁迅在《拿来主义》中的冷嘲热讽：“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其实当年邵家在上海滩也是名门大族，邵洵美娶盛佩玉也还算是门当户对，只不过邵家败落的速度比盛家更快，到邵洵美这一代已经只剩个骨架子，肉都让人吃光了。
一般来说，越是美丽、高贵的女孩子越是刁蛮和娇气，但盛佩玉却表现了超常的大度。令人感叹的是，盛佩玉来到已经日薄西山的邵家，面对着生活环境的落差，竟一点埋怨也没有，她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并为邵洵美生下了一男四女。
最传奇的是，盛佩玉和项美丽之间竟然可以兼容。盛佩玉能够兼容项美丽是因为她太传统，旧中国的男人有个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尤其是像盛家和邵家这样的大户人家。反过来，项美丽能够兼容盛佩玉是因为她太新潮，她甚至觉得来到中国没有与中国男人谈一场恋爱是一种遗憾。
据邵洵美之女邵绡红所著的《我的爸爸邵洵美》中所说，项美丽留给邵绡红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养着一只长臂猿当宠物，“她来我家，进门脱下皮大衣，俯下身来逗我。正在那时，从她大衣领子里钻出毛绒绒的一团东西，两条长臂朝我伸来，吓得我直往后退。蜜姬赶紧把那东西唤回去，抱起它，到沙发边跟我爸爸谈话去了”。当别的女孩最多养养小猫小狗时，项美丽却养了一只长臂猿，这足以说明她的与众不同。
项美丽无惧自己“小三”的身份，经常来邵家串门，而盛佩玉则每次都能盛情款待，邵家人都亲昵地称项美丽为蜜姬(Mickey，是她名字艾米莉的爱称)。盛佩玉和项美丽还经常一起去逛街，有一次她们逛街时还拍了一张亲密的合照，至今保存在邵洵美的后人手里。有时候，他们三个人还会一起出去吃饭、跳舞、看戏，三人同坐邵洵美那辆黄色蓬式车出游的场面，成了当时上海城中独特的一道风景。邵洵美何其有幸，他的身边有一个最完美的妻子，又遇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情人，常人一生得其一已经非常幸运，而他竟能独享其二。
(三)
若干年后，当项美丽回忆起战前在上海的生活时，仍然充满了留恋，她在《我的中国》里写道：“1935年，上海的米价在我们西方人看来，便宜得简直好像不要钱。……便宜的米价意味着便宜的人力，而在上海这样的一个繁华都市，便宜的人力就意味着便宜的商品，诸如家具、佣工、衣料、蔬菜等等。我不再负债，相反，我在经济上应付裕如，一大堆佣工任我挑选。”
那时候正处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物价较为稳定，项美丽靠着大洋彼岸汇来的美元在上海活得优哉游哉，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让她的幸福指数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却打破了这种宁静。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在“友邦人士”纷纷逃离上海的时候，项美丽却选择了坚守，这部分原因来自她专爱冒险犯难的天性，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爱情，在日本人刺刀之下的上海，她和邵洵美的“倾城之恋”即将展开。
战争使项美丽和邵洵美夫妇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了，淞沪会战爆发后他们先后搬到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同一条弄堂里，项美丽住在弄堂前端第一排的一座公寓里，而邵家则在弄堂底。我住弄堂头，君住弄堂底，早上倒马桶之声皆可相闻(旧上海弄堂人家赶早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相思来临时也无需望穿秋水，几步路就可以到对方住处。
由于行动仓促，邵洵美搬家时除了一些细软外，其他的财产都未能带出，包括他收藏多年的数千本书籍。更致命的是，邵洵美的印刷厂正处于日占区，如果日本人知道厂主是中国人，随时有可能没收这个印刷厂，这样邵洵美就要倾家荡产了。这个时候项美丽拯救了邵洵美，她干了一件她一生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在英国政府的交涉下，日本人答应让外侨进入他们逃离出来的地区，从家里运出他们没来得及带走的财物。项美丽搞到了一张通行证，她自告奋勇，要帮邵洵美抢救他的财物，尤其是他的德国印刷机和大量藏书。为了迷惑日本人，项美丽和邵洵美签署了一份文件，证明她已经买下了这座工厂。
项美丽雇了一辆卡车和十个俄国人作搬运工，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日军占领的虹口区，在一位名叫马尔柯姆•史密斯的英国巡捕的帮忙下，他们顺利进入邵洵美的家里和印刷厂。邵洵美的财物一共装了十七车，车上插着美国旗，一天之内，五次通过外白渡桥。刚开始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只是在往回运送邵洵美那些珍贵的古籍书时遇到了一点麻烦，有一个识货的日本士兵企图将这些书劫为己有，幸亏关键时刻项美丽那位英国警察朋友出来干预，她才得以顺利闯关。
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项美丽满头大汗地胜利归来，邵洵美和盛佩玉站在马路边迎接卡车，仿佛迎接凯旋的英雄。夫妇俩将拿回来的东西一件件过目翻弄，就像是拾到了珍宝，欢呼雀跃。接下来的几天，项美丽和邵洵美一起在庭院里晒着他的那些古籍书，他们在冬日的暖阳下幸福地依偎。
项美丽不仅把印刷机运了回来，还搬回了几百令白纸。邵洵美将纸卖了，并在徐家汇租到一处房子，安装了机器，印刷厂重新开业，很快接到了印制《中华画报》和《良友画报》的生意，一大家子的生活来源又有了着落。或许是为了表达对项美丽的感激之情，盛佩玉亲自提出让她和邵洵美结为连理的想法，为此她还按习俗送了项美丽一对玉镯。
在妻子的鼓励下，邵洵美向项美丽求婚了。为了不让项美丽觉得自己是在给人做“妾”，邵洵美想出了一套说辞，他说自己从小过继给了无后的伯父，既是父亲的儿子，也是伯父的儿子，这样等于是两个人，可以有两个合法的妻子——也只能有两个。为了让项美丽更加安心，邵洵美还提出可以过继一个女孩给项美丽，而她去世后也可以进他们邵家的祖坟。
项美丽真的和邵洵美去律师办公室按中国法律签了一份结婚证明，她是不是真的被邵洵美的言辞感动了，我们无从知道，但项美丽显然知道，这一张婚姻证明可以拯救自己的爱人。在日据期，正是这份证明，让邵洵美可以借着项美丽的名义继续开办印刷厂和出版社，于日本人刺刀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的空间。项美丽不仅成了邵洵美印刷厂的主人，还是他名下杂志的老板和主编之一。由于她是他的妻子，这一切合理合法。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项美丽似乎更愿意当情妇而不是小老婆，前者明显比后者要优雅得多。邵洵美也好，项美丽也好，两人对于结婚都有点无奈，因为这会让他们这场唯美的恋情变得世俗。事实上，两人都把婚姻当成权宜之计，心里并未当真，也不想以此来约束对方。
在这国家兴亡之秋、生灵涂炭之际，邵洵美再也没有心情继续吟赏烟霞了，这个颓废的诗人终于振作起来，成了握笔的战士，他用项美丽的名字注册了中英文两份抗日杂志《自由谭》和《自由评论》，之后杨刚女士翻译的英文版毛泽东《论持久战》也是由邵洵美付印并秘密传发的。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办这样的刊物要冒很大的风险，法国巡捕督察处在得知76号要对邵洵美动手的情报后，将其告诉了邵洵美。邵洵美买了把小手枪防身，他躲在项美丽的住处，很久不敢回家。有一次日本人找上门，问项美丽是不是《自由评论》的老板，项美丽骄傲地昂头称是。但很快，这两份杂志因为日本人的注意而不得不流产。
1939年9月，随着欧战的爆发，美元英镑的汇率持续跳水，上海围城中项美丽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好过，她不得不节衣缩食，乃至当起了“包租婆”，她把自己住的公寓里多余的房间全租出去。虽然名义上项美丽是邵洵美的妻子，但是她从未借此获得什么好处，况且这个时候邵洵美也拖家带口，自顾不暇。当一份充满幻想的爱情沦落到柴米油盐的琐碎境地时，离它结束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随着危险的日日逼近，上海租界里的西方侨民人人都在计划着逃路。项美丽远在美国的家人频频来信，催她赶快逃出中国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安全的美国去。项美丽并没有离开中国，但是她却离开了上海，这次离开拯救了她的事业，却埋葬了她的爱情。
项美丽离开了上海，这并非是背弃邵洵美的出逃，相反，她是在邵洵美的极力撺掇下出发的。原来，在项美丽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有国外的出版公司高价邀请她写一本关于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当时很多西方记者都想采访宋氏三姐妹，但最终都不得其门，悻悻而归。当项美丽把这个消息告诉邵洵美时，她也抱着不可能实现的想法，然而，邵洵美听完后却拍手称好，并让她放手准备，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邵洵美之所以敢打保票，源于宋家跟盛家之间的陈年交情。宋蔼龄当年曾经做过盛五小姐(盛关颐，邵洵美的姨母，盛佩玉的姑母)的英文教师，两人情深似姐妹。邵洵美带着项美丽去香港拜访了盛关颐，通过她的引见，他们又拜访了宋蔼龄。果然，宋蔼龄不仅同意了项美丽的写作计划，还说服了自己的两个妹妹给予配合。
1940年3月，宋氏三姐妹因宣传抗战在重庆团聚，项美丽被破例允许随行访问。《宋氏三姐妹》的写作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血与火中展开，项美丽常常抱着打字机钻进防空洞，有时还不得不冒着危险坐滑竿去采访隐居在山林里的蒋介石夫妇，“其间不止一次差点被炸死”。邵洵美则在上海为项美丽广集资料，并译成英文寄给她……
繁忙的工作可以迫使项美丽戒掉烟瘾，却戒不掉对恋人的思念，可是当她写信希望邵洵美能够到重庆相聚时，邵洵美却回信说：“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战争的磨难使邵洵美成熟了，这个一度玩世不恭的男人终于浪子回头，懂得了什么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这也宣告了他们的爱情历险记已经写到了剧终。
1939年11月，项美丽完成《宋氏三姐妹》书稿后去了香港，她没有再回上海。《宋氏三姐妹》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后，当即成为了畅销书，项美丽也因此一举成名，这本书的成功也成了邵、项恋最好的纪念。
来源：本文节选自东方出版社《民国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