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北平的距离，不是时空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落差。中式与西式共存的生活方式，以中式生活被摧毁而告终，而西式的生活方式中，又只仅仅学到了西方的欲望表达，而没有学到其人文精神。
正阳门作者：胡赳赳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是自我的面目全非，是昨天我叫北平，今天我叫北京。
北京是现世，现世以安稳为主；北平是往事，往事不安稳却有传奇。
老舍说：“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尹丽川说：“北京一下雪，就变成了北平。”
年至1949的民国时期，北京叫北平，逾20年。
北平很不平，但战乱动荡并未使得“帝都”人心惶惶。老舍短暂离开北平，想它至流泪：“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
老舍言，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于是，老舍写了《想北平》。
鲁迅的情绪则要平和而有距离得多，他从绍兴至京，看尽人情冷暖、官场丑态、学者“装逼范儿”，但他对北京却有好感，他总结说：“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
鲁迅作《北平的春天》一文，似乎并未夸赞北方之春，春天毕竟太短，未及打赏，便已失落。倒是恶狠狠地喜欢漫长冬天，仅仅因为“纸糊的屋里”暖意融融的缘故。
没有作家书写自己的城市，这个城市便不可爱了。北平时还有这个习惯，你写《故都的秋》，我便写《上海赋》；你写《京华烟云》，我便写《倾城之恋》。如今写是在写，只是那声响气质，全然只见其小，瞬间便被人遗忘。
且来看看北平的建筑气派，《京华烟云》一出场，便从商人姚思安家的四合院写起，“大门口儿并没有堂皇壮观的气派，只不过一个小小的黑漆门，正中一个红圆心，梧桐的树荫罩盖着门前”，可是姚家的房子 “坚固，格局好，设置精微，实无粗俗卑下华而不实的虚伪样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姚木兰“卓然不群与坚定自信的风度”得以养成。
倘若测绘现代北京的地形图，这四合院或可视为城中之“城”，一个五脏俱全的日常化空间，一个不无理想化的家居处所。
林语堂眼中的北平，“像一个国王的梦境”，像“一个饮食专家的乐园”，“是贫富共居的地方”，“是采购者的天堂”，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而最重要的是，“北平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呼吸之地；农村幽静与城市舒适媲美”。
一如他在《京华烟云》中刻意突显的，北平是田园与都市的合体。
这是北平时期，北京时期则丢掉了自己的艺术。中国人比美国人赶忙多了。北平是“慢之国”，北京则是“急之国”。
林语堂宣扬“闲适”、“中庸”的人生哲学，将其宣示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抒情哲学”，并张扬“田园都市”日常生活的精微美妙之处。而这，正是他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所倡导的。不过，他辉煌的北京，指的是北平。
还有郁达夫，浪荡中国许多地方的才子，最后扎到北平，诗意地栖居：“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他讲起民国人的种种优点，即便现在看来，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样子”般的好：“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就是由荐头店荐来的老妈子，除上炕者是当然以外，也总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如今的北京，虽也人文荟萃，只是“人格”的不确，而“奴格”则每每遇见。格之不存，样子便也变了。
郁达夫对北京的感情不亚于老舍：“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澹，生活太无变化……但是一年半载，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地浓，格外地切。”
法国作家谢阁兰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清晨，他会“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黄昏，他可以欣赏院子上空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民国才子作家张恨水写道：“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
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张恨水对北平的态度，如同当今文人对北京的态度：“北平这个城，特别能吸收有学问、有技巧的人才，宁可在北平为静止得到生活无告的程度，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这实在是件怪事。”如同陈冠中所写《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儿？》一样，吐槽完北京的种种缺陷操蛋之后，依然赖着不走。
北平之美，美在其格局，四九城，即现在的城六区。房子都是四合院。不似如今“摊大饼”，圆环套圆环，大马路尚未有，城市尺度合适游街。叹如今几乎被硬生生的大拆大建变得面目全非了。从梁思成、林徵因到王军、华新民，呼吁声从北平传到了北京，但理想越来越远，欲望越来越炽。
张恨水说：“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粤、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地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
郁达夫直言北平秋季之美：“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他的比喻倒也深得俗味：“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
然后，他给北平的秋天写了“情书”：“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者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张恨水则说：“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 他所住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柏，微微点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袒臂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会觉得这是很有趣”。
林语堂总结说：“北平是豪爽的，北平是宽大的。他包容着新旧两派，但他本身并不稍为之动摇。”
北京到北平的距离，不是时空的距离，而是心理的落差。中式与西式共存的生活方式，以中式生活被摧毁而告终，而西式的生活方式中，又只仅仅学到了西方的欲望表达，而没有学到其人文精神。
那时的北平人，穿长袍或西服，戴礼帽；人力车夫，也是短装利落，干干净净。物价便宜，知识受到尊重，稿费高，谋生易。礼节尚未废除，待人接物，还是民国范儿。
如今，生活方式变迁之烈，每况愈下。人心的困顿与生活之艰，在媒体信息巨变之时，难有舒畅安宁之日。缺水、缺新鲜空气、缺房子住、缺人——永远缺人才，这便是今日北京之现实。
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只是那时常有太阳升起，而如今则被雾霾笼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