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作用，不能简单地贴上“精神鸦片贩子”等标签了事。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诸多大事件，与传教士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但确实应该看到传教士带来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传递现代科技文明以及促进中西方交流等层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闯关东的爱尔兰人》，(爱)马克·奥尼尔著，牟京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9月版，32.00元。作者：柳中原 媒体人，广州
闯关东，通常是指华北一带的百姓到山海关外去谋生，爱尔兰相隔万里，两个原本不搭界的词汇产生关联，书名设置了一个大悬念：一个爱尔兰人如何会去闯关东？确切地说，《闯关东的爱尔兰人》是一本有关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的书，副标题是：一位传教士在乱世中国的生涯(1897-1942)。1897年，弗雷德里克离开家乡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来到中国东北的法库县传教，直到1942年，因日本侵占东北、与爱尔兰成为敌对国而被迫离开法库，最终回到爱尔兰，他前后总共在中国东北生活45年。作为记者的马克·奥尼尔，在偶然一次的采访中知悉了祖父这一段传奇经历之后，便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寻访之旅。
弗雷德里克(中文名倪斐德)1870年出生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这里一度是欧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工业发达，是著名的造船中心，泰坦尼克号即建造于此。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的弗雷德里克，自小便决心成为一名牧师，而爱尔兰长老会基于种种考量，比如中国东北的人口多为移民，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和引导，而中国东北又未被其他教派当做主要的教区，便一直以此地作为传教的重点区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青年弗雷德里克离开生活安逸的贝尔法斯特，远赴中国东北一个冰天雪地中的偏远小镇法库县传教，并在此度过了他最重要的人生时段。他在法库生活的这45年(从1897年到1942年)里，中国社会动荡可谓波澜壮阔，发生的各种大事件早已遍布于各类教科书中，我们今天把弗雷德里克的人生经历当做故事来读时，仿佛看到的是中国近代史一个小小的鲜活的历史注脚。
弗雷德里克1897年来到中国东北，立即经历了义和团的冲击，日俄战争中也屡受波及，其后又在一场旷世瘟疫中劫后余生，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他度过相对平稳的十年后，又开始遭遇日军侵占东北，二战爆发后，最终因日本、爱尔兰成为敌对国而离开中国，前后45年。对于绝大多数籍籍无名的传教士来说，弗雷德里克能在中国平安度过，并得以安然返国安度晚年，到今天还能有后辈为其作传，无疑是件幸运的事。
有关传教士的书，近些年来已经出得不少。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等人的回忆录，早已得到史家重视，近期《寻找苏慧廉》等历史钩沉之作，也让人更有兴趣来了解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本《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中，除许多社会生活的生动描述之外，我以为，书中提到的两个历史事件值得重视：一是1917年，弗雷德里克接受协约国的一项任务，将一批中国工人送到比利时和法国，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对抗德国，这批工人最终有约三千人留在欧洲，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核心，而弗雷德里克也因此获颁中国政府的“文虎勋章”；二是1942年被日军驱逐出中国东北的爱尔兰长老会牧师，中转日本时，因船位不够，弗雷德里克幸运离开，而巴克等牧师滞留拘押所，最终成为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只因他们居住在长崎郊区的小山上而幸免于难。他们的回忆录至今读起来仍是如此的惊心动魄。马克·奥尼尔的职业是记者，偶然了解到祖父的身世后，天然的亲情促使他开始寻访祖父的足迹，开始学习中文，到香港工作，又有机会成为第一批到访法库的外国记者，寻找史料，实地采访，最终耗费时力来写这一本书。当然，随着资料的不断收集与研究，我以为马克·奥尼尔已经超出了为祖父写传记的范畴，他更多的是在为其祖父那一辈有共同经历者做书写，所以书才没有冠以弗雷德里克传记之名，而是《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因为职业是记者，这本《闯关东的爱尔兰人》，充分显示了马克·奥尼尔实地调查、查找资料的功力，行文也非常流畅，书中收录的老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但瑕不掩瑜，《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基本上使用的是爱尔兰长老会所收藏的历史档案资料，又多为当时的资料汇编、报纸、回忆录或书信，较为欠缺的是与其他史料之间的参照比对，时有主观之处。另外，弗雷德里克在法库居住期间，中国东北本地的资料极少引用，则未免又有“隔靴搔痒”之憾———当然，当地可能未必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未必会让一个外国人轻易查阅，可能也是客观原因。
读完全书，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愿意放弃优裕的生活，前赴后继到世界各地传教？一百多年的欧洲工业重镇，与冰天雪地中的中国东北偏远小镇，二者间的反差是显而易见的，不说路途的艰辛与磨难，即便是生活习惯、语言障碍等都是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若没有足够的精神支撑实在难以想象。二是，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作用，不再简单地贴上“精神鸦片贩子”等标签了事。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诸多大事件，与传教士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长期以来，传教士一直是“负面形象”，被认为是与西方人的长枪短炮一道进入中国的，船坚炮利是物质层面，宗教是精神层面，双重侵略从而导致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还有待于史家进一步研究来论证，但确实应该看到传教士带来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传递现代科技文明以及促进中西方交流等层面，的确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