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堤马路建于1886年，为广州修筑马路之始———似乎这已是广州近代史的常识。但根据《张文襄公全集》记载，张之洞于1889年初才批准开筑长堤。“1886年”这个错误，最早见于1931年梁鼎芬等编《番禺县续志》记载中“光绪十二年”的说法。
主持修筑长堤的张之洞。作者：杨颖宇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整个20世纪，长堤一带都是广州最时尚、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但这条黄金地带是怎么来的？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筹议和落实中，长堤的修筑，一开始便淡化了“弭水患而利民生”的功能。张之洞把彰显“国威”放在第一位，并不让最初提议筑堤的商人参与。只是，事与愿违，它一开筑，便成了商民争抢的商业旺地。
长堤马路建于1886年，为广州修筑马路之始———似乎这已是广州近代史的常识。但根据《张文襄公全集》记载，张之洞于1889年初才批准开筑长堤。“1886年”这个错误，最早见于1931年梁鼎芬等编《番禺县续志》记载中“光绪十二年”的说法。(《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页。)此外，学术界对以下诸问题的讨论仍未充分：长堤竣于何年？为何筑堤？与广州城市发展有何关系？本文希望以原始资料为基础探讨有关问题，为这起对广州市政近代化有重大贡献的事件勾划出一个梗概。
为防洪而筑堤
研究长堤，须了解“堤”的意义。堤是“沿江、河、湖、海的边岸修建的挡水建筑物，藉以防止洪水泛滥，保证场内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的居住的安全”(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换言之，筑堤旨在防洪，不一定含有现代化的意思。
广州修筑长堤，其本来目的就是防洪。广州沿江一带一直都有修堤的纪录。早在长堤以前，“第二甫到五甫都有堤围作基础，使濠水不致泛溢，浸淹西关”。
修筑沙面时，沙面全岛及沙基也修筑了堤岸，以防水患(香港《循环日报》1885年6月27日、7月3日)。长堤修筑前数年，水患一直肆虐广州省城及附近地区。1885年，西江、北江同时泛滥，维时一月，广州府及肇庆府灾情严重。香港《循环日报》认为，“粤坦目前水患，自道光十三年以来，未有如此之大，五十余年仅此一见……广州倒塌铺户房屋不下三四万间”。(香港《循环日报》1885年9月16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及广东巡抚倪文蔚上呈北京的奏折也提及广州的灾情：“南海等县决围淹村，受灾甚重，漫水已及省城西关。”(香港《循环日报》1885年8月10日、12月28日)地方士绅纷纷倡议于低洼之地建筑基围长堤，堵塞洪涛。
张之洞分别于光绪十四年九月十五日(1888年10月19日)、十五年七月三日(1889年7月3日)、十月二十二日(11月14日)作了《札东善局(即广东省善后局)筹议修筑省河堤岸》(以下简称“札善后局”)、《修筑珠江堤岸折》(以下简称“堤岸折”)和《珠江堤岸接续兴修片》(以下简称“续片”)，详述长堤的来由。(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509至511页、563至564页、1704至1705页)首先，文件指明，筑堤旨在“弭水患而利民生”。“历年以来，省河北岸官地，民间逐渐侵占填筑，与水争地，淤停日多，每逢异涨，西关、南关一带，皆苦水患……若不亟为禁断，将来接踵效尤，河身日窄，三十年后为患何可胜言。”(堤岸折)
为政经而筑堤
然而，从筹议到落实的过程中，筑堤的理念及细节发生了若干改变。
第一，长堤原由建业堂商人提议修筑，范围为省河北岸，但经张之洞及司道府县筹议后，工程范围大大扩充。省河北岸长堤除天字码头一段外，分十段修筑。天字码头段；堤东至洪庙一段；洪庙至东濠口一段；东濠口至观音庙一段；观音庙至川龙口一段；堤西至潮音街一段；潮音街至源昌街一段，源昌街至同德街一段；西关自西炮台起至横沙一段，横沙至泮塘一段，泮塘至澳口一段。(见“续片”)再于沙面南岸斜对之洲头嘴地方，另辟一河，以分水势，由鸡鸭经马涌瑶头诸村，过省城之东五里，至鸭塾关以下，始归入省河北支正流；复将南岸鳌洲江面最窄、素号阻水之处开掘宽通，使上游江水之来，既分其流，复至其梗，从容畅行，西关、南关繁富之区，自无水患。经张之洞修订后，该工程范围包括省城河的南北，河南各水道或疏浚，或扩宽，以根治广州的汛水问题。
第二，长堤的目的及功能出现了转变。张之洞十分赞同建业堂商人筑堤之议，但他在“札善后局”及堤岸折中加入另一个修筑理由：与沙面媲美。沙面的整齐，使“街市逼窄，屋宇参差，瓦砾杂投，芜秽堆积”的省河沿岸相形见绌。此外，张之洞指出，“修成之堤，一律坚筑马路，以便行车，沿堤多种树木，以荫行人。马路以内，通铺廊，以便商民交易；铺廊以内，广修行栈，鳞列栉比……添设……码头，为将来官设 轮 渡 停 泊 之所。”长堤工程在防洪以外，被赋予相当的政治及经济价值。
第三，前文提及，最初提议筑堤的并非张之洞，而是“建业堂等各商人”，他们自愿捐缴巨款三百余万元承筑堤岸。张之洞因而“传集爱育堂绅董及南关、西关、河南沿河一带绅商，各抒己见，妥为筹商”。然而，不到一年，张之洞在堤岸折及续片中完全删掉商人的角色，强调“若责令商民自办，筑室道谋，集款不易。若非官为筹垫，未易刻期观成”。商人反主为客，只准在堤岸修成后“承领新填地段”。商人角色的逆转，原因可能是张之洞认为长堤具有相当经济价值，不应让商人染指。但是，堤岸折规定长堤各项“地租、码头各租，即以留备每年疏浚河道，兴修一切水利之用”。若政府估计长堤不能带来直接收入，那么政府包揽长堤的兴筑，更大的原因可能是邑人对兴筑与否尚无一致意见。例如任盐运使幕僚的任寿昌认为“珠江汇诸水而注之海，水势浩瀚，今不浚之以宣其流，反建堤以壅之，吾恐省城以西，将成泽国矣”。所以要落实长堤计划，非以政府之力加以强制不能功成。
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由上述可见，长堤由筹议到落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加重，工程范围亦大为扩充。耐人寻味的是，既然张之洞的一系列工程旨在“弭水患而利民生”，为何他首选的施工地点不是蓄洪分洪能力较高的洲头嘴、鳌洲等地，而是南关一小段？解决污水威胁无疑是议筑长堤的肇因，但首筑南关段，确实与防治水患无直接关系，反而与“国威”、“体制”有关。张之洞在“堤岸折”中说：“伏查广州名邦，素称雄据，乃自洋人筑成沙面……不独相形见绌，商务受亏，实非浅鲜，且粤省通商三十年，洋行轮渡久设码头；省河之内，我之官轮兵轮，以及招商局商轮，并无码头一处，不独上下不便，亦于体制有关。”
可见南关长堤的首要目的是要创造繁华整洁的形象，彰显广州这个华南首府的雄伟形象及地方政府的政绩。所以南关长堤选择以花岗岩而非沙泥建筑，以壮观瞻。事实上，重建后的天字码头让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评论这是“一座相当大的比较完善的码头”。“1891年希腊国王恰烈维奇访问广州时，就是在这里受到总督的欢迎。”(《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7页。)
综上所述，长堤因防洪而建，但张之洞在开筑的那刻已淡化其防洪功能，加重其在经济发展及城市形象的重要性。所以，长堤早在第一段完成时已是广州城建的一件大事。当时“所有填筑地段、新修铺房，商民争来承领缴价，其隙地未修之铺屋，均有商人分领，自认兴修。西关房租地租，一月以来，已经纷纷减价。”商人争承，皆因长堤“街衢清洁，气象恢宏”，且邻近各码头，商务上自然较挤拥的旧城区优胜。张之洞“兴商务”的目的得以完成，也预示了长堤将成为广州新的商业中心。天字码头段新式马路，以及之后在上面行走的人力车，均是广州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成为城建热点
长堤工程在天字码头段完成后，一停便是10年。1899年，绅商卢少屏禀请两广总督李鸿章，“承筑黄沙河傍岸堤，将来开街建铺，另设码头，为湾泊外洋轮船，俾以收回权利。”卢氏于陶模督粤期间(1901年)获得承筑权，“由县宪勘验丈量一切，东至米埠，西至大坦尾止，共五百余丈。”长堤是次复工，亦无关防洪，而是因为粤汉铁路将于黄沙设站，官方与部分商民皆希望藉此振兴地方经济。《粤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谓：“(黄沙堤岸)大部分填土工程现已完成，工程进展迅速。该工程目的就是扩展岸边长堤，以便船只靠岸，把货物直接卸入准备建造的仓库内。……这项工程如圆满完成，将会使轮船快装快卸，从而缓和港口内的拥挤状态，并将促进贸易。粤汉铁路有可能要求在这个地方建筑车站。”
然而，附近黄沙及西关的居民不理解甚么经济利益，认为筑堤只会进一步阻滞汛水，反对施工的声音远多于1889年。“九十六乡绅士具禀，谓该处筑堤，阻塞海道。倘西潦涨发，其阻滞宣泄不通，实于伊乡一带有碍。”“黄沙海傍一带勒限绅民于一月内，各将契照缴验，至今并无一户呈缴。”杉行、鱼栏等均起来反对。地方官府对此毫不退让。两广总督陶模在城西三十二街值事陈文辉等阻筑堤岸码头一案中批示，“省河北岸坦地填筑平整，建设轮船码头，铺设车路，使省城焕然一新，实为振兴商务之要”；“该值事等据引远年成案，呈请出示，永远禁止，未免拘执成见，不顾大局，更难保非兵私阻挠。有司为民兴利，地方顽固绅士往往藉词抗阻，甚或众酿事务，令善政败于垂成，此风最为可恨。”可见地方政府展筑长堤的决心。
也有商民看好长堤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这里仅举两例。香港《中国日报》报道，长堤将来新商铺数目将为西关全区的三分之一，成为广州新的商业中心。由于利润丰厚，有商人在卢少屏开工后加入争夺长堤其余各段的承建权。至此，长堤成为了广州城建的热点。
◎杨颖宇，香港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