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广州长堤竣工后不久，便成了客似云来、商机无限的黄金宝地。资料图片杨颖宇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长堤复工，始自1899年卢少屏申办，终于在1914年沙基段长堤竣工。但这15年间，各段修筑情况不一。长堤的完工，为广州的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先例和动力，并带来了澎湃的商机。与此同时，广州内城商业资源外流严重，几乎到了被掏空的地步。迫于此，广州市政当局对内城进行重建，其目的，不是关怀市政，而是急需开拓财源。
建款难继，随筑随卖
黄沙段：卢少屏于1901年开工时，粤汉路局即提出抗议，谓李鸿章督粤期间已将此段长堤拨归路局筹建。两广总督陶模本认为卢商“业经开办，费用资本甚钜，势难中止”。然而，经盛宣怀多次出面，广州当局不得不让步，将黄沙段堤岸工程归予粤汉路局，卢少屏则获该局八万元补偿。正是由于黄沙段由粤汉路局独立兴筑，方可较早于1904年初落成。该段竣工后，据报“地价陡涨”。
堤工局负责各段：黄沙段归粤汉路局修筑后，广州当局决定以官商合办形式开筑珠江北岸余下之各段堤岸。1903年初，南关增设“堤工局”，委陈联泰机器厂承筑省河堤岸及马路填地工程。工程分七段，天字码头段以东为洪甫、东濠、观音庙、川龙口四段；以西为潮音街、源昌街、同街街三段。“订筑堤身高八尺，砌石十层，阔五丈，下填沙泥，而上以灰沙筑之；堤底固以木椿，堤之两旁均有水渠，渠底铺以石板。”
堤工局于1903年预计天字码头至川龙口一段可于年内完成，结果该段堤基也要延至1906年才完成，西濠口至川龙口通车则迟至1910年初。这表明当局最初对于工程的进展过于乐观。工程一拖再拖，是因为当局在施工时面对多方困难。首先，施工地点人口密集，非法占筑甚多，堤工局因收地问题而费时失事，官民甚至因产权争拗而对簿公堂。
1904年中，南关迎珠街娼艇受工程影响被令迁走，“初时禀请暂缓，继竟强项不理”，也使工程受阻数月。承建商陈联泰机器厂贪污，也是工程延误的主因之一。堤工局于1907年初揭发该厂罪行时斥谓“该商匠接办要工，迭次逾限未能完竣。承筑堤岸欹斜变动，形势显然，甚或竟至倒塌腐败情形，不胜枚举，其偷工减料，于此可证。请领款项多至七十余万，核与原定在案数目几逾一倍。”彼此工程便停了下来，至1908年初才由另一家中兴公司接筑。
另外，各段工程同时兴工，政府却无力妥给建款，导致全堤的堤基及马路工程要整整七年才能完成。地方政府已经竭力调拨款项，甚至连广州中学堂的数万两筹建款项也借充堤岸经费。但工程至1905年已“日久毫无进步，经由厘税两款项下筹拨巨款，始能继续”。为利便周转，堤工局对新筑堤地采取随筑随卖的方法，早于开筑之时已订定“价值章程”。然而工程“时兴时缓，投资者对长堤的前途难寄予厚望。”领地者观望，又值库款支绌，筑费无可周转，工程日益延缓，告成无期，前经领地之人转萌怨悔。“”地价旋加旋减，商民坐是观望，报领寥寥，缓不济急。“人们这时难以想象，长堤可以出现后来的繁盛。
然而，每当一段竣工后，商情便会立即好转。1904年末，靖远街首段堤岸竣工，“附近德兴街至谷埠一带横街，向皆工作馆舍及刍牧人家，湫隘嚣尘，租值奇贱；迩来地价陡增，人争承购，其接连堤地之处，多数已改建新式屋宇，上建层楼，略如上洋虹口横街住宅院子之式。”1906年7月，东濠口段落成，新任两广总督周馥看到长堤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便以此为基础，于1907年的上半年陆续建构了一个覆盖省城、川龙口、河南、黄埔等地的城市建设方案，可惜随周馥去任而未能实现。
该七段堤岸的竣工时间难以考究。除上述靖远街及东濠口两段外，现有资料仅显示迄1909年5月堤基尚有560丈未成；同年8月堤基已成但各大马路多未修筑完成。1910年中，长堤马路才完全开通，由沙基东可直达沙河。
计划内的夭折与计划外的搁置
沙基段：堤工局议筑的长堤西迄城西德兴街；德兴街以西沿沙基至黄沙的一段河岸(即沙基段)，当时并未纳入兴筑范围。1910年，上述七段完成后，堤工局才集中力量开筑沙基段堤岸。堤工局的安排，缘因沙基涌的管辖权颇为复杂。沙面成立后，地方当局特设“新涌委员”，管理涌内一切事务，善后局负责拨款疏浚河道。无论体制上和行政上，沙基均属华官管理无疑。但沙基与沙面仅一涌之隔，沙面与广州的陆上交通仅靠与沙基相连的东北两桥；加上沙基地方，外国人拥有部分土地业权，外商亦租有一些码头(如英商省港澳轮船公司)，所以沙面当局认为，沙面的治安、对外交通、商贸，均与沙基息息相关。沙面租界当局自然十分关注沙基的情况，并不时作出干预。沙基涌虽设华官，但该委员往往疏于管理，这为英法领事干预沙基提供了有利空间。沙基涌内湾泊之小艇，由沙面当局编号给牌并收取牌费。“沙面当局也会以防火为由，不时函请地方当局拆卸沙基的骑楼及街篷。所以，堤工局最初搁置沙基部分，以免因中外纠纷而影响整体工程进展。
1910年堤工局完成了辖下七段长堤后，决定展筑沙基段。“由德兴口河傍……接筑至黄沙止”：“照原有街道填二至四丈阔，以便行车，”“其渡头各店铺参差不齐者，一律改建齐整，俾一观瞻。”堤工局之首务，便是收回沙基涌的管理权。而促成此举的重要因素，是粤商自治会于1910年3至4月间，“禀请督辕责成水巡局切实编号换牌，勿得放弃责任。”堤工局以民意为后盾，与粤海关税务司及沙面当局磋商，于1910年底成功收回沙基涌内的船艇管理权。直到1911年沙基段长堤的展筑颇为顺利，只是因为码头搬迁安排不果，堤岸在澳门轮船码头、两个香港轮船码头和海关验货厂等处出现了缺口。辛亥革命时期，工程被迫停顿，至1914年才完成。
财源外流，掏空内城
1914年沙基段长堤完成，成了近代广州市政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正如《粤海关十年报告》所言，长堤“提供了一条从沙面直达广九铁路大沙头终点站的马路———该马路宽50英尺，全长2.25英里”，为广州最长最阔的马路。地方当局还在沿长堤的余地建筑马路系统，“略仿香港以成棋盘之式”。在带动陆上交通发展的同时，长堤的竣工还刺激了新式码头的兴筑。《粤海关十年报告》记载，1912-1921年间，长堤范围内新建和重建了九座大型码头。长堤成为广州新的东西主干道，水陆交通便利，人力车穿梭往来，晚清时期巡警已锐意维持其治安，马路上不许骑马、摆卖。清亡以前，长堤已成为广州最繁荣的商业娱乐区，戏院、妓院林立。到了民国，长堤被现代企业纷纷选中设立大本营。大新、先施等百货公司均在此建盖高楼，大新公司位于长堤西面22层高的混凝土建筑是华南最高的建筑，也是近代广州的标志。广州第一辆汽车也于1916年在长堤上行走。高楼鳞次栉比，水陆交通汇聚，民国时期的长堤俨然取代了西关成为广州的商业中心。然而，需要补充一点，长堤虽成为近代广州的橱窗，但由于放弃了原先的防洪功能，广州地区(尤其是西关)的汛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长堤更由于没有“留水衢泄水”，下雨时近堤处竟“如塘如池”。
地处外围的长堤，加剧了原本是广州中心的内城的衰退。民国时期，地方仍然不靖，广州城墙屹立如故。城门经常紧闭，开关无常；城门一关，城内顿变死城，商户几全数休业。相反，城墙外的长堤则是另一个天地，商机蓬勃，交通利便。这个反差，进一步加强了长堤的商业中心地位。长堤筑成后，城外人口唯一一次大规模迁入城内者仅1915年的“乙卯年大水灾”，其余时间多是城内人口陆续向长堤、西关迁出。所以，城内的人口、资金为长堤等地吸收，衰退加剧。
长堤与广州各区的反差，可在广州当局出售官产的情况反映出来。广东自龙济光始一直为军阀所占据。政府为扩大收入，陆续出售各地官产。资料显示，商家乐意承受的广州官产，多位于西关及长堤、花地、芳村等交通利便之处。城内官产多次招登广告，均无人问津。“其中一例，是清理官产处于1916年为促销手上的官产而举办的一次”实业券“抽奖。奖品共五项，一等为海珠戏院，二等为海珠四等码头，三等为五仙门五等码头，四、五等均为新城卖麻街铺屋一间。卖麻街为新城内紧贴城墙的一条东西向街道，邻近油澜门。长堤未建以前，这个地点的交通人流可能已属理想，但现在已被长堤比下去。所以卖麻街官产只能名列第四、五等，而新城较北以及内城交通梗阻之地的官产更不入流了。
广州电报总局的迫迁亦同样能说明问题。该局原址位于长堤，因该地段价值不菲，政府于1918年令该局迁往新城三府前大清银行旧址，原址拍卖套现。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广州由沿江至内地的地价分级递减，长堤最高，新城次之，内城最低。
内城重建，开拓财源
长堤所代表的现代化市政，不单拉阔了与各区之间的地价差异，也加快了城墙内地区的衰落。原则上说，这种地区之间的张力，迫使当局重建旧区，增强其经济活力。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政府在1910年代开始投入资源重建内城，乃缘于政府需要刺激城内官产的销售。1918年开辟库厅巷新街，是一个颇为突出的例子。库厅巷是财厅西侧一条小巷，1915年以后财厅一直想出售该巷附近官产，但不成功。当西关、长堤、外城地等官产相继售馨后，官府便转而促销内城官产。财厅呈督军省长文指出：“……拟开新街，阔二十尺，由惠爱街直至司后街……值此军需紧急筹款方殷，正宜从速举办，庶于饷事、交通两者均有裨……”市政改革，成为了政府扩阔财源的工具。
1918年，继曾彦成为财厅厅长的杨永泰借鉴库厅巷新街的经验，联同警厅厅长魏邦平，于同年10月成立了“广州市市政公所”。杨永泰认为仅建一条新街功效甚微，要彻底改善官产的销售情况，应重建广州内外城。财厅由此可增加两方面的收入：出售官产，以及在地价上升后多征地税、人力车税等。而且，1918年民间一直激烈反抗财厅开征品茗捐；以市政为名开拓新税源，或许能减轻民间的反抗。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但现实的情况：长堤为广州的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先例和动力，但内城等地进行重建或改善却不是由于当局关怀市政，而是急需开拓财源。
◎杨颖宇，香港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