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野健，美籍日裔指挥家。1951年生于美国加州伯克利。
昨晚，美籍日裔指挥家长野健(Kent Nagano)率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在2014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登台，以一个“理查·施特劳斯之夜”，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此次不仅是长野健首次率乐团来访中国大陆，他本人亦是首次来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言谈间，他还透露自己有一个“亚洲胃”，从小吃家庭日本料理长大的他，同时还是中餐的拥趸，在世界各地都进过中餐馆，这回终于能来本地吃顿正宗的。
长野健1951年出生于美国加州伯克利，自幼接触音乐的他，先后学习了钢琴演奏和作曲。与许多音乐家一样，他的成名也始于一次救场事件。
1984年，当时的长野健还是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那天小泽因紧急情况要即刻赶回东京，长野健临危受命，以倒计时24小时备战演出，最终大获成功。“当时虽然我对‘马勒九’已有足够的研究，但毕竟从未排练过。即使在波士顿这样的乐团，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不过乐团非常支持我，此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我能做到。有时候，你只要放开自己，让一些事自然发生，就会获得毕生难忘的经验”，长野健说。
先后师从小泽征尔、伯恩斯坦、海丁克、阿巴多等指挥大师，长野健也博采众家之长，逐渐发展出自己个性化的风格。
在当今乐坛，他被认为是一位善于发现和演绎当代作品的指挥家，他与许多中国当代作曲家也颇有渊源，曾指挥过谭盾、叶小纲、赵季平等人的作品。尽管长野健表示，实际上当代音乐他涉足的比例并不大，只因每次都精挑细选，演出之后总能令观众惊艳。
作为第三代移民，长野健自言“已经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他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日语却不太利索，据说他与小泽征尔一起工作时也只以英文交流。但回到亚洲，长野健总感到难以言明的亲切，这大概多少与他的“亚洲胃”有关。“当我回到亚洲，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人生完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东方产生身份认同，但我的确如此”，长野健说。
对话
用脑子演绎的音乐会很无聊
新京报：你是日本裔，在美国出生长大，又长年在欧洲发展，多元文化背景给你的音乐带来什么影响？
长野健：我的家族在1893年就移民美国了，迄今已超过120年。所以从逻辑上说，我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审美都是完全西化的。可神奇的是，当我回到亚洲，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人生完整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我在亚洲确有这种感受。我最大的弱点是不太会说亚洲的语言，我说的是英语、法语、德语这些欧洲语言，我的日语和中文都非常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东方产生身份认同，但我的确如此。
新京报：那么在你成长过程中，日本的文化，尤其是音乐，对你有影响吗？
长野健：这不是有意识的影响。我曾学习钢琴和作曲，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建立在欧洲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的。我第一次发现也许我对亚洲式的思维也有一定的敏感度，还是我开始指挥亚洲作曲家作品的时候，一个是武满彻，一个是谭盾。我在他们还非常年轻时就指挥过他们的作品。很奇怪，没人跟我解释过要怎么去表现这些作品，我很自然就做到了。这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我是被祖母带大的，她不会英文，只说日语，她跟另外一家中国移民是好朋友，那家中国人也不会英文，只说中文。我小时候可能曾经听到过一些亚洲的音乐，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联系。
新京报：你是一位以革新而闻名的指挥家，但你也曾说过你总是试图去弄清作曲家的原意。你认为是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作品重要，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作品重要？
长野健：非常好的问题，有时我也会遇到些困扰，如果一个演奏者不去研究作品，而只想表达自己的感受，这可能是最不敬的行为。因为这仅关乎你自己，而无关分享。自我对于一个演奏者而言非常重要，但这只是一部分，否则音乐也会受损。我以吃来比喻，我们当然喜欢吃美味的食物，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健康需求，你可能变成美国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超重者，为了愉悦沉湎于垃圾食品；音乐也同样。从一个维度说，为什么我们还在听250多年前巴赫的音乐，因为那是超越时代的，他的音乐诉说着永恒。
我知道的所有作曲家，特别是梅西安(长野健的老师、法国作曲家)，他信仰天主教，很多记者问他，是否要信仰天主教才可理解你的音乐？梅西安说不必，我信仰宗教，信仰为我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但我把音乐写出来了，你要将你自己的体验代入进去，音乐才能鲜活起来。
在这一层面，演奏者要将自己的理解注入音乐，但这不意味着不需要做功课，不需要去了解作曲家的意图。你至少需要知道音乐精确的语言，比如标注、节奏、历史背景、风格背景。用脑子研究，用脑子演绎，这样的音乐会很无聊。但如果只有情感，没有研究，也没有意义。所以做表演者是很难的，你需要做一切。
我们当然喜欢吃美味的食物，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健康需求，你可能变成美国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超重者，为了愉悦沉湎于垃圾食品；音乐也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