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1909-1966)
储安平主办《观察》，虽然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立场，其用意却从来不在于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认为个人的自由可以促进国家的良性发展……储安平所说的自由，常常只是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真正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储安平留下了大量论著。其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权责比较》、《英人·法人·西班牙人》、《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新面貌》等。近年，《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采风录》、《新疆新面貌》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再版。经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1998)、韩戍编《欧行杂记》两种。2011年，张竟无编《储安平集》出版，该书未发掘任何新资料，与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内容雷同，无甚参考价值。近期出版的《强国的开端》，选录七十篇储安平佚文，可以说是继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最重要的储安平研究资料。
《观察》之外的报刊活动
由于资料限制，目前关于储安平报刊活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观察》时期。对《观察》以外的报刊活动，几乎处于未知的状态。实际上，作为资深报人，储安平在《观察》之前主持过的刊物至少有《光华周刊》、《中央日报·中央公园》、《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中央日报副刊》、《文学时代》、《中央日报·平明》、《新评论》、《力报(桂林版)》、《中国晨报》等。储安平亦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强国的开端》收录了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大部分文章，连贯而完整地呈现出储安平一生的报刊活动。
储安平最早主持的刊物是《光华周刊》，时间是1928年。这是上海光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储安平曾担任副主编、主编。在《光华周刊》中，储安平已经初步表现出独立的编辑思想：“他所说的乃是全体同学之所要说的，他所批评的也是全体同学之所要批评的”。他认为刊物应该对学校构成一种督促，反对歌颂式的办刊原则：“有许多人会利用刊物，形成他们自己做走狗的一种工具，他们的方略是绝对妥协，他们的手腕乃是对当局予以一种歌颂般拍马，而他们的思想是落伍……他们会将刊物形成为一种学校里的点缀品、装饰品、消耗品，而毫无需要它存在之意义。”这种办刊理念竟然与二十年后储安平主办《观察》时完全相同！
储安平第一份正式的编辑工作是《中央日报》。1933年夏，他进入中央日报工作。1936年夏出国留学，仍担任特派记者，为报社采写国际新闻。1938年初，储安平回国，继续任职于《中央日报》并担任主笔。1939年夏，离职。粗略计算，储安平在《中央日报》先后服务六年时间。《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报，储安平则在政治上持超然立场，他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份工作？《强国的开端》收集了储安平任职于《中央日报》时期的主要文章，并收录了一篇他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从中可知，储安平始终以一种技术员的身份，力图言论中立，不受政治干涉。不过，由于1930年代的内忧外患，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被视为领导中国抵御外侮的希望，储安平在很多言论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官方话语保持一致。
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是储安平担任《力报(桂林版)》主笔时期的言论。《力报》时代的储安平，才开始真正谈论自由、民主、宪政，批评政府。这种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留学时期，对英国的自由宪政耳濡目染，认识逐渐加深；二是抗战胜利在望，国内民主运动高涨，知识分子从过去的拥护国民党抗战，转变为普遍争取民主的斗争。作为与国民党中央党报渊源甚深的主笔，转而变成一个激烈批判政府的独立报人，侧面说明了政府的不得人心，已经到了一定程度。
真知灼见与认识误区
从《强国的开端》中，可以完整看出其思想转变与言论渐次成熟的过程。《光华周刊》时代，储安平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行文拖沓，见识一般，并未显露出过人的才华。甚至在主持《中央日报》副刊的前期，亦未见显著进步。不过，此时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储安平从“观察文坛”转向“关注社会”，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现实问题感兴趣，并试图与胡适、傅斯年等平津主流学人对话。英国留学期间，经过一年半的刻苦攻读，储安平的认识和阅历逐渐加深，归国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发表于《新评论》、《新经济》、《力报》等处的很多文章，都显现出一种宏大气象，有些甚至在大后方传颂一时。
其中比较成熟的作品当属写于抗战后期的《我们对苏联修宪案的看法》。抗战胜利前夕，苏联决定修改宪法，将外交权和建军权赋予苏维埃的十六个邦。同时担任《力报》主笔的欧阳敏讷在社论中认为，这是苏联试图打破外交孤立，尊重各邦独立，希望融入国际社会的表现。储安平不同意此种见解，认为苏联的举动，无非是希望保存实力，将军队分散到中央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十六个邦，以逃避战后的裁军；允许十六个邦拥有外交权，亦使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增加了十六个支持单位。储安平预测到，苏联在战后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认为二战胜利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各国之间仍然可能会剑拔弩张，试图求均势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从事后来看，此种认识无疑相当准确。
当然，储安平的文章并非处处都是真知灼见，也会有所失误，如近两万字的《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一文。这是储安平文章中少见的学术作品，他根据对英国政治的深入了解，条分缕析地探讨了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的异同，在当时颇有新意。不过，在储安平看来，行政院只是一个执行机关，真正掌握政治实权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此种认识或许是一种皮相之论。今天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政治委员会虽然是法理上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其职能和地位却很虚，所谓中央常委若未兼行政职务，只是无权无势的闲职。与其说行政院一切对党负责，不如说对蒋介石个人负责。而且，从各种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中可知，行政院的职责极其繁重，决非橡皮图章，各部部长更是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储安平过分注重“以党治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党治之下行政运作的实际。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直以来，研究者都将储安平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甚至将其奉为继胡适之后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一般读者心中，此种定位亦已经根深蒂固。随着认识的深入，研究者已不满足笼统含混的“自由主义”概括，认为储安平实际应属于自由主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崇尚政治民主加经济平等。还有研究者对储安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进行反思，认为过于急功近利，其忽视了中国语境，非但无法实现，反而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总之，所有的认知，几乎都在“自由主义”的问题意识下进行。
然而，从早年的储安平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很少谈到自由主义，反而大部分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义。1929年，他就曾写文章呼吁，要纪念双十节，勿忘五卅、五三，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集合全国之力与东西方列强誓死抗争。《中央日报》副刊时代，储安平基本站在国民党官方立场，赞扬新生活运动、肯定领袖崇拜，对地方经济割据予以批评。采访柏林奥运会期间，储安平竟然对希特勒的国家动员能力大加赞扬，赞扬纳粹精神，将德国冲破扩军备战的行为视为“伟大解放”，呼吁中国以德为师。这种认知在当时的知识界并不独特，但出自后来被捧上自由主义神坛的储安平笔下，仍然足够让人惊讶。至于抗战前期，储安平更是将报刊当成宣传民族主义的园地。他的一个显著的观点是，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痛仍不够深，他呼吁战事延长，以足够的苦痛洗涤一切民族劣根性，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精神。
实际上，即使是《观察》时代亦是如此。他主办《观察》，虽然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立场，其用意却从来不在于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认为个人的自由可以促进国家的良性发展，将办刊当成一种“言论建国”的工作，希望能够“挽救国运、振奋人心”、“替国家培养元气”。从《观察》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看到，储安平所说的自由，常常只是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真正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研究者一直不理解，为何储安平明知在国共两党的统治下存在着自由的“多少”和“有无”之别，仍义无反顾倒向中共？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在储安平的思想中，相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不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当他意识到国民党无法将中国引向复兴之后，很快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主动投奔北平，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放弃“影响思想的工作”，兢兢业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谓“自由”未必是理解储安平一生思想的关键词。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所谓储安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还需要重新讨论。本书选取抗战时期储安平为《新评论》撰写的发刊词《强国的开端》为书名，实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看到一个“自由”之外更为复杂的储安平，对其生平与思想有某种更为全面的认识。
韩戍(学者，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