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在哈佛大学办公室
田晓菲的笔名“宇文秋水”取自《庄子》，蕴“不见水端”之意。从懵懂幼童时，她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5岁开始接触诗词。13岁那年，还是初中生的田晓菲已出版了多本诗集，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毕业后，她赴美留学，一气儿读到博士，35岁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今天看来，这段经历几乎无法复制，就像今天的中国无法复制上世纪80年代专属于诗歌的“黄金时代”一样，很多传诵一时的篇章都已经被人遗忘了。
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文学作品不会随时间褪色，反而被岁月打磨得越发引人瞩目，比如《金瓶梅》。中国人对它怀着一种微妙的情绪，提到这3个字时，人们的表情就像面对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神态各异之下衍生出无数种解读，其中一种是属于田晓菲的。11年前，她把自己对《金瓶梅》的观感从头至尾按照原著顺序梳理下来，整整100个章回，结成一本《秋水堂论金瓶梅》。今年，这本研究著作再版，田晓菲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了她眼中的《金瓶梅》。
不看书要眼睛干什么用呢
田晓菲出生于哈尔滨，父母都从事文字工作。4岁时，父母到天津文联工作，田晓菲也从黑土地来到了海河边。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天津也处于地震带，田晓菲在地震棚里开始接触文学。当别的母亲抱怨自己的孩子太贪玩时，田晓菲的母亲却在抱怨女儿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太长，一看书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母亲劝告田晓菲道：“看书太多会把眼睛看坏的。”田晓菲则回答道：“不看书要眼睛干什么用呢？”
16岁时，适逢北大建校90周年前夕，田晓菲写下了《十三岁的际遇》，当时她已是大学三年级的“老生”了，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北大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是的，我是一只不系之舟，曾经那样安恬地依偎在未名湖的臂抱里，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向往大海的波涛。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我渴望发现新的大陆，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撷取最灿烂的珍珠。”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国内中学课本，也成为田晓菲少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1989年，田晓菲赴美留学，两年后获得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1998年拿到博士学位，前往柯盖德大学任教。田晓菲的学者之路就此开启。
哈佛大学不仅是培养田晓菲学术能力的摇篮，同样也是她人生的福地——在这里，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宇文所安。宇文所安是著名的汉学家，1946年生于美国，本名斯蒂芬·欧文，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化，尤其对唐诗颇有研究。德国汉学家顾彬非常崇拜他，说自己与他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而在田晓菲眼中，宇文所安却是“一个生活在地上的人，我喜欢他这一点”。
共同的学术爱好是两人感情的基础。“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们都很喜欢诗，唯一不同的是，他 喜欢唐朝，我喜欢南朝。”实际上，两人的学术领域都很广泛，田晓菲对宋、元、晚明的文学很感兴趣，包括现代文学；宇文所安除了一系列关于唐诗的著作，也出版过关于魏晋文学的书。
每当有新作出版，夫妻二人都会在文中把对方称为知音，互致感谢。2003年，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出版时，宇文所安为她写了序言。文中，他写道：“秋水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慈悲。”
田晓菲的作品《秋水堂论金瓶梅》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突然发现这部小说
环球人物杂志：你研究《金瓶梅》的初衷是什么？
田晓菲：我很早就读过《金瓶梅》，开始并不喜欢这部书。但是，过了一些年，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突然发现这部小说——更准确地说，是这部小说的绣像本——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喜欢之余，就拿起笔，每天都就其中的一个章回写下心得感想。当时没想到要把这些感想出版，甚至连写书的感觉都没有，就好像金圣叹、张竹坡写回评一样。《金瓶梅》有100回，我也就写了100天，这就是《秋水堂论金瓶梅》的雏形。
《金瓶梅》里面说武松回家看哥哥，半路上无意中打死一头猛虎；我呢，是给自己寻快乐，无意中写了一本书。后来，我在哈佛东亚系开了一门课，《金瓶梅》讨论，感到有必要把自己对《金瓶梅》版本、作者以及现代学术界意识形态的想法，做一个系统而简要的描述，于是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可以说，这就是我和《金瓶梅》的渊源。
环球人物杂志：《秋水堂论金瓶梅》是在2003年第一次出版，今年再版有哪些修改？
田晓菲：这一版是从2005年的修正版来的，没有再做进一步修改。如果还改，恐怕就不是修改而是重写了。
环球人物杂志：宇文所安先生说从你的解读中看到了慈悲。你为什么提出从佛教超脱的角度读《金瓶梅》呢？
田晓菲：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金瓶梅》绣像本本身就在促使我们作出这一诠释。但《金瓶梅》的词话本就不同，词话本偏重于道德说教，其文本内部不存在这种佛教视角的诠释可能。所以这两个版本的差异是很大的。它们的侧重点和主旨完全不一样。从书中用词上就能看出来。词话本第一回的卷首词用项羽、刘邦的英雄故事告诫世人，情色二字会消磨英雄志气，引来灾祸。绣像本第一回的卷首诗，则采录了唐朝一位女诗人程长文的乐府诗《铜雀台》。它描绘了一幅今昔对比的兴亡盛衰图。之后则写道：“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只有《金刚经》上说得好：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建议读者“削去六根清净、参透空色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的作者侯文咏开篇写道：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他认为小说中没正面人物，全都是反面，作者兰陵笑笑生无非借此故事，写明朝晚期商业滋生的腐朽社会。你觉得是这样吗？
田晓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看方式。我没有读过你说的那本书。我觉得《金瓶梅》的绣像本，其实就像现实人生一样，没有绝对反面或者正面的人物，而是充满了多面的人物。当然，它也充满了神性的光辉：这光辉来自作者写人性复杂之处时，那种穿透纸背的笔力，也来自他对每一个角色的爱惜。
环球人物杂志：《金瓶梅》中，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田晓菲：《金瓶梅》里面的人物，男男女女，我个个都爱——因为他们都是文字里面的人物，是生龙活虎的人物。我知道如果在现实世界里和他们遇见，打起交道来，我是一定要吃亏的。现在，他们被局限在书里，在我从小便熟悉的文字里，我可以爱得安心。
一部彻头彻尾的“成人小说”
环球人物杂志：当代中国出现了《金瓶梅》研究热，是不是因为《金瓶梅》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对应？比如欲望与金钱支配下的道德丧失？
田晓菲：我倒觉得多半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金瓶梅》是一部被低估了的杰作，包括上面提到的神性。比如，在小说第六十八回，西门庆为和王招宣府的林太太通奸，命小厮玳安去寻一个媒人文嫂，玳安寻来寻去，找到了王家巷：“中间有座巡捕厅儿，对门亦是座破石桥儿，里面半截红墙是大悲庵儿，往西小胡同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儿，门首只见一个妈妈晒马粪。”你看，这是县城里一个多么肮脏猥琐的所在，玳安在这里做的，又是多么肮脏猥琐的差使，巡捕厅象征着罪与罚，但是就在巡捕厅旁边，亦暗亦明地进行着不法的情欲勾当。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作者又写出那半截红墙后面的大悲庵——我对这一细节，实在是爱不释手，因为作者的慈悲就在这种地方体现出来。就连那晒马粪的老妈妈，也自有其神奇的魅力。你想吧，为什么要写到她？难道还真的是有一个老妈妈彼时彼刻在那里晒马粪不成？这么想的读者，或者看到这里什么也不想的读者，都错过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食色，性也。”然而，马粪之污秽中自有其清洁，骑着白马的俊爽小厮玳安所干的营生里自有其污秽。真是“细节里面有神明”。
环球人物杂志：同样是古代的情爱小说，人们总说：“《红楼梦》有情无欲，《金瓶梅》有情有欲，《肉蒲团》有欲无情。”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田晓菲：有人还说《金瓶梅》“没有情，只有欲”呢。没有精神，只有肉体。这是很大的误解。《金瓶梅》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反省自己的自知自觉，这没有错；但是，小说人物缺乏自省，不等于作者缺乏自省，不等于文本没有传达自省的信息。《金瓶梅》的肉体与灵魂，是佛教的。《金瓶梅》的作者像菩萨，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够成为菩萨。
《金瓶梅》不但描写欲心强烈的男子，也描写欲心强烈的女人，而且，它对这样的女人，也是很慈悲的。我请读者不要被皮相所蒙蔽，以为作者安排潘金莲被杀，李瓶儿病死，庞春梅淫亡，是用文字惩罚这些女子，我们要看到他笔下流露的深深的哀怜。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在书中说，自己读完《金瓶梅》最后一页，掩卷而起时，竟觉得《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好。好在哪里？
田晓菲：《金瓶梅》看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更全面、深刻，更严厉，也更慈悲。《红楼梦》对赵姨娘、贾琏、贾芹这样的人物没有什么耐心与同情，再比如那些常惹得宝玉恨恨的老婆子们。《红楼梦》一书最为用心的地方，只是宝玉和他眼中的一班“头一等”女孩。她们代表了作者完美主义的理想，也代表了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相对于《红楼梦》，《金瓶梅》为何会被低估？
田晓菲：《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传统中的杰作。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红楼梦》学《金瓶梅》学到了家，《金瓶梅》却是异军突起，前无依傍。但是，《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金瓶梅》则致力于对人性的解剖与悲悯，此其一；《红楼梦》单凭大观园中少男少女的浪漫情怀就可以迎合一大部分喜欢在书中进行幻想的读者，《金瓶梅》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成人小说”，在我们的社会，深通人情世故的中年人很多，可“成年人”相对来说不太多，此其二；很多研究者评论者喜欢跟风，此其三。有此三者，相对于《红楼梦》，《金瓶梅》难免要被低估。
环球人物杂志：有观点认为《金瓶梅》在海外比《红楼梦》的影响力大，是这样吗？
田晓菲：这种说法恐怕不准确。国外翻译介绍中国作品很受中国本土传统的影响，知道《红楼梦》的可能还是要比知道《金瓶梅》的人多。
环球人物杂志：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西方读者对《金瓶梅》中人物和情节的理解？
田晓菲：“西方人”的概念有些空泛，就说美国读者吧。很多美国学者，比如刚刚去世的哈佛汉学家韩南，比如近日完成《金瓶梅》词话本之英译本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再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蒲安迪、匹兹堡大学的柯丽德等，研究《金瓶梅》都卓有成效。但美国读者就像中国读者一样多样化，难以一概而论。我了解的都是学术界的情况，不能代表普通大众。我觉得文化差异未必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上，而且，时代差异有时比文化差异更难跨越。现代人对古代的风俗习惯、思想见解感到隔阂，这种隔阂远远大于当代美国读者和当代中国读者之间的差异和隔阂。
环球人物杂志：汉学家顾彬说过，误读也是一种理解。你怎么看待“误读”的问题？
田晓菲：有“误读”就说明有“正读”。但谁有权规定何者为正？是学者专家吗？学者的理解是来自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的理解，但不能说那就是唯一的或者权威的“正解”。很多大众读者都比专业出身的学者更有见识。
环球人物杂志：那说到底，《金瓶梅》对于当代的外国读者理解中国有什么意义？
田晓菲：会让他们看到，中国古代有伟大的诗歌，也有伟大的小说。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金瓶梅词话》。相关链接：
研究者一般将《金瓶梅》的版本分成两个大的系统 ：一个是词话本，一个是绣像本。
绣像本又称崇祯本，即明朝崇祯年间刻本。明清以来，书商会在通俗小说前附书中人物的图像，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因用线条勾描，绘制精细，也称“绣像”。《金瓶梅》绣像本中有 200 幅木刻插图，全称为《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
清朝初年，文人张竹坡据《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进行评点。此后，绣像本一直流行，以至于《金瓶梅》词话本在文坛踪迹难寻。
1931 年左右，北京琉璃厂个体书商张修德在山西收购到一部《新刻金瓶梅词话》，10 卷 100 回，全书保存基本完整，仅缺第五十二回第七、八两页。为明代万历年间刻本，早于绣像本，是已知最早的《金瓶梅》版本。自此，这个珍贵的版本始广为流传，为海内外学人所知。
词话本发现后，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词话本是绣像本的母本，两者之间是母子关系。其中郑振铎的看法最有代表性 ：绣像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来的本来面目”。后来，随着所见版本的增加和探讨的深入，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至今无定论。
两个版本在文本形态上有很大差异。比如词话本的卷首有序、开场词，而绣像本则没有。词话本的回目有不少处字数不等、不对偶，民间语言色彩浓厚 ；而绣像本则回目整齐工巧，文学色彩更重。两个版本第一回开场部分内容不同，第五十三、五十四回的内容也不同。词话本第八十四回有一段吴月娘清风寨受袭扰、被宋江搭救的描写，绣像本中则没有。两种版本的用语也多有不同，比如词话本中山东方言俗语较多，而绣像本则多加以删改，等等。因此，有学者提出“两部《金瓶梅》，两种文学”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