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配图)
中新网北京7月21日电(上官云) 21日晚，著名作家、编剧严歌苓携最新长篇小说《老师好美》现身北京与粉丝互动。在签售开始前，严歌苓接受记者采访。她坦言，这本书的写作花了六七年时间，自己还曾经深入高中试图当“卧底”进行采访，“写东西我会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然后诚实的把思考放入自己的小说。”
为写新书深入数所学校当“卧底”
说到自己的新书，严歌苓显得很有兴致。她说，书中内容源自她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那大概是07年到08年的时候吧，我经朋友介绍，第一次接触这个与校园有关的故事，大概看了下，发现跟我想象的校园生活不一样。”
对此大感吃惊的严歌苓很快便想到，这个故事是可以写的。美中不足的是，她并不了解大陆的老师状态、高中生如何生活。于是，严歌苓要求朋友为她介绍一个学校，准备实地“体验生活”。
“本来我想当‘卧底’，结果被教务主任认出来了，对方还说我妈妈很爱看你的小说。我心想坏了，这人是不喜欢我的小说？我都成了老辈人爱的作家。”提起当年这段趣事，严歌苓浅笑不止，“开始我采访的目的并没达到，总感觉去了之后我介绍自己、学生对答都十分流利，像是一场戏。后来几经周折，我还是去跟着高中生一起上课，了解到学校里头有心理咨询师、高三的学生整整一年都会做考题等等。”
就这样探访过大致五所中学后，严歌苓于去年动笔了。“不够自信”的她把成稿交给编辑、有联系的高中生，又收到了他们的意见，指正了书中缺乏常识的部分，历经六年，今年7月，《老师好美》上市。
“我是抱有同情之心来写这些高中的孩子们，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这样来关心高三学生的‘痛’，大概有一种‘我的问题就要来临’的危机感吧。”严歌苓这样给新书作出注解。
“狡猾地”选择小说写作：诚实的放进自己的思考
包括这本《老师好美》在内，严歌苓的文字都十分有特色，情节较为曲折，常被一些读者粉丝以“虐心”来形容。严歌苓笑着表示，这个词寓意好坏不知道，但自己觉得，要讲文学是苦闷的产物，“假如文学不是批判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痛苦，那个文学就是不存在的。”
严歌苓举出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为例证。她认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在内的伟大文学家，都是因为书写人间悲剧创作出不朽的作品，“我也希望众多粉丝喜欢的是我的作品，一个作家本身不算什么，作品才是他真正的‘人’”
不过，严歌苓也承认，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能完全解答生活问题，而是要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正是基于对文学的这种认识，严歌苓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严格。在她的印象中，从有了网络，每天都能看到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而自己身为一个作家，要做的是淡化其中的情节与戏剧性，否则人家会觉得，作家怎么能编出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我们的中国能在20年时间变得如此富有，肯定伴随着比较快的转型，很多人的命运都在发生变化，这都是素材。”
素材虽多，但严歌苓只愿意写自己感兴趣的，“比如那种能让我觉得有说不清的意义，然后也许在写作的时候就能够逐渐意会到可能与某某因由有关。”严歌苓说，她愿意自己的小说写的圆润，不是让读者一下子便能获悉作者的意图，“我会诚实的把我的思考放进作品中。我很胆怯，所以我一般不写散文，否则会直面我的读者，人家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这就是为何我会很狡猾的选择写小说。”
作品频被改编：不会干涉剧本改写
严歌苓的经历颇具传奇性。从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战地记者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再到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在完成这一系列身份转型的过程中，她创作出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近年来，严歌苓的作品颇受影视圈青睐。包括《小姨多鹤》以及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
虽然也有争议，但严歌苓作品走红却是不争的事实。她当晚也简单谈了有关《陆犯焉识》在电影表现中篇幅缩短的问题，她说，自己的原著非常长，全拍出来大概得有三四部电影，“电影就是一扇窗子，通过这个，让观众想象没有表现出来的那部分是什么，那么最末一部分就是最佳选择，这可能也是张导的为什么这样选择吧。”
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严歌苓还以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白蛇》为例。她说，当年陈凯歌曾经说要拍电影，谈到了自己对《白蛇》的感受；同时好友陈冲也想拍，也从中看到其他打动她的地方。因此，严歌苓认为，同样一部四万字的小说，两个导演却从中看到几乎截然不同的电影拍摄可能性，并且会按照自己的思路作出决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无限的”。
“作品被改编，既然签了相关协议，我就不会去干涉。但是就目前大部分的改编成果来说，比如《金陵十三钗》、《归来》，作为我个人来讲，都十分的喜欢。”严歌苓最后表示道。
做编剧：一个很有纪律的“散漫者”
身兼作家、编剧二职，严歌苓对文学与影视剧的关系见解颇为独到。她认为，文学和电影能够在当下时代联手，相互配合讲述民族故事，传承民族记忆，这样可以把文学作品的读者变为电影的观众，把电影的观众置换为作品的读者，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处在媒体大爆炸的时代，不可能像19世纪那样只在家里读小说。我也很感激每一个从我的小说中看到改变影视作品可能性的人，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旅居国外多年，尤其后来加入好莱坞编剧协会，严歌苓平时也会用英文写作，多是诗歌戏剧一类，略带黑色幽默。不过她坦承，并不如中文那么流利，“所以我总说有两个严歌苓，其中一个是25岁的她，那时开始学英文，到现在英文年龄只有25年，所以她的语言比较莽撞、直白。”
在用英文写了一些作品后，严歌苓这方面的工作略有停顿。她说，国外的出版社与国内不同，能够把作品翻译出版就很满足，出版节奏控制在两三年一个，这样就是饱和的，“既然没人催我，我就把一些写了一半的东西搁在那里，比如正在创作的一部英语小说。”
“写影视剧对我是个很大的干扰，不如写小说这么具有独创性。”严歌苓直率的表示，那是一个很有技巧性的工作，而她又恰恰不太喜欢技巧性太多的工作，“有一定的专业训练与职业素质是对的，但太多的时候我的自由创作要被导演锁定在一段时间内，会设置交稿期限与条件限制。这会让我感觉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