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八十年代访谈录》对比，《弄潮儿》中查建英的书写对象不再限于文化精英，企业家成为重要的对象。这本书也更完整地展现出查建英写作的风貌。扎西多是査建英的笔名，“我不是姓査嘛，这笔名就是我和我妈开玩笑时随口起的”，査建英对南都记者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为颇有影响的香港杂志《九十年代》写专栏，就开始用了这个笔名，一直延续到后来在《读书》、《万象》上发表杂文。这个笔名还引起了一个误会，当时沈昌文是《读书》的主编，形容她的作品像“麻婆豆腐”，作家舒芜还曾问沈昌文，“扎西多这藏族小伙子是谁啊，文笔还不错！”
同时，査建英在国外用“JianyingZha”的名字发表英文作品，在国内用“扎西多”发，老有人问她，怎么中文作品和英文作品差别那么大？“李欧梵也曾说，你在英文里和中文里像两个人！我自己也觉得挺人格分裂的，后来就干脆不用了。”
查建英的写作起步于大学时代，但让她为更多人熟知的却是出版于2006年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她选取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对话并记录。
新作《弄潮儿》在2014年1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前的英文版已经在2011年面世。追溯起来，早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前，査建英就向美国古根汉姆的非虚构写作基金报了《弄潮儿》的选题，而后回国，完成了《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后，査建英又继续了《弄潮儿》的写作。
与2006年红极一时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相似的是，査建英都选择了她认识和熟悉的对象进行写作，此前不认识的对象，甚至也因为写作《弄潮儿》而成为好朋友。不同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对一的采访，而《弄潮儿》则借助个人的故事，展现了更加复杂的中国。
书中的部分章节比如《国家的敌人》、《国家的仆人》、《龟的故事》因为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也被热心的读者翻译后贴在网上，甚至有朋友告诉査建英，他曾读到过十个以上不同版本的《国家的敌人》。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是唐诗，“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宋词，但对于《弄潮儿》这一书名的释义，生活在纽约的査建英选择了《尤利乌斯·凯撒》：“人生总有涨潮时”。
“没人可以改变涨起的潮水，但是这又取决于你如何弄潮，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定数并影响其他人。我所有的朋友以及书中提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全神贯注直面应对着‘崛起的中国’，这据对是他们人生戏剧中最为重要的一幕。”査建英说。
《弄潮儿》全书上篇是“知识人”，写张维迎、刘东等人的《北大！北大！》，写王蒙的《国家的公仆》，写査建国的《国家的敌人》；下篇是“企业家”，包括写潘石屹、张欣的《龟的故事》，写张大中的《一位好大亨》，写孙立哲的《赤脚资本家》。査建英试图用这些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来反映中国政治、商业、文化的生态及其变迁。
査建英说，这首先是一部写给英文读者的书，她是“以聚焦中国人去诠释中国”。查建英的写作，也由这本书呈现出较完整的风貌。
北大中文系文学新星
从小说起步的写作之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推出，入选这套书的首要条件就是，这是作家的第一本书，而且只能是小说。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是丛书第一辑推出的，残雪、格非、余华也都是通过这套书而逐渐被大众熟知。编辑杨葵曾写过，当时作家社编辑石湾找到莫言，说要出书，“莫言万分惊讶，说我都能出书了么？”
査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在1991年3月入选这套丛书，不过她告诉记者，她和作家社的编辑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个时候“跟八十年代的气氛差别非常大”，她记住的更多的是之前自己作品单篇发表的杂志和编辑，比如《人民文学》和朱伟，《北京文学》和李陀，《文汇月刊》和肖关鸿，《小说界》和郏宗培，既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又像朋友。
“新星文学丛书”在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改名为《回眸———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上下)》，但时隔境迁，这套书在豆瓣网上“少于10人评价”，査建英也压根不知道重出这回事。
南都：刚上北大那会，早期北大校园刊物《未名湖》和《早晨》的编辑团队你都参与其中？
査建英：1978年我们入学，就张罗着办刊物。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初的流星》就是发表在第四期《早晨》上的，陈建功是当时的主编，还说这是这一期《早晨》的重头稿，结果那是《早晨》最后一期，之后停刊了。那时候所有人都是文学发烧友，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班陈建功，一天到晚谈小说构思。现在没有这样的氛围了，聚会都是吃吃喝喝，有很多作家可能也就是酒肉朋友了吧。
后来，黄子平、王小平和我几个人就去办北大的五四文学社的刊物，叫《未名湖》。我们当时封面是请徐冰设计的，徐冰设计了几个有套色的，但按照我们当时那个趣味，就选了一个全部是黑色的，除了“未名湖”几个字是红色的，当时大家就开玩笑说是“黑皮未名湖”，用的稿子有史铁生、北岛等人写的，还请北岛来大学交流。这些都跟校方没关系。后来忘了是谁打小报告，校方说有倾向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办了一期我们就撤了。紧接着就是《这一代》，十几所大学联合办的学生刊物，印了一期也被封杀了。那时候所谓的“解冻”是非常脆弱的。
南都：办刊经费从哪里来？
査建英：其实没有多少经费。像陈建功，还捐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他是从煤矿干了八年才来上学的。当然刊物也出售，价钱不高但是成本也很低啊，最后还能把成本给收回来。刊物也很简陋啊，一看都像那种废报纸钉在一起的感觉。
后来2009年我们班长岑献青还组织我们出了一本书，就叫《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我写了一篇回忆梁左的文章，没写校刊的事儿。
南都：校园刊物这也算是你文学上的起点了吧？
査建英：是。写作是孤独者的事业，但在那样的年代你一点不会孤独，集体发烧，热闹极了。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而我们又在北大中文系。那时文学青年也很单纯，没人想到赚钱，也根本没有发行渠道，我们就在三角地那儿吆喝，学校和学校之间互相邮寄、串通，非常纯粹的。当然回头看那些作品，其中最好的东西是比“伤痕文学”好一些，但还是有时代烙印。
南都：对《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你之前评价“不说一无可取，不忍卒读的感觉肯定会有”，好像没有仔细梳理过？
査建英：这都二十年了嘛，老谈过去意思不大。我当然不悔少作，那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应该说有几篇小说写得也还不错啦，但我很少去看。去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江少川教授联系到我，说他在做一本“新移民文学访谈录”，已经采访了哈金、严歌苓等20多位海外作家，于是借此机会去年我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一下当年写小说的一些感受、情况。
直到现在，有时候还会遇到陌生读者跟我说，当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丛林下的冰河》。但其实，我被转载最多的中篇小说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讲述一个外省女知青到了美国，如何为了物质上的成功而艰苦奋斗的故事。那女主角伍珍与我的生活轨迹、追求、情感方式都很不同，所以我可以安全地隐藏在一个虚构的男性叙述者背后，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讲那个故事。
1988年我住在南京，我放弃了写英文的博士论文，用来写小说，《丛林下的冰河》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总体上是与我个人生活经历最接近的一篇创作，当时我去美国生活了五年多，回国一年多，有很强的冲动想回顾、整理一下自己整个出国的心路历程，于是，那些有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互相迷恋又互相误会，有关不同种族间的疑虑、隔阂与相通，有关人在成长、走向成熟当中如何安放青春理想，有关他乡与故乡……很自然就全都涌出来、以不同方式进到小说里了。
南都：对当时像阿城、莫言他们这些文学新星们，你还有哪些印象？
査建英：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阿城来纽约访问，就认识了。当时觉得他是个神人，杂学特厉害，博闻强记，脑筋、口才都是超一流，和他谈话，那真是特殊的享受。我至今没遇见过比他更会讲故事的人。莫言只是饭局上见过，余华早就认识，但来往不多。最熟的是刘索拉。有一些当年不熟但后来认识的，像迟子建。我不是那种喜欢老跟其他作家一块儿切磋文学的。除非你上创作班，我想作家最不愿意坐一块儿谈的就是怎么写东西。
非虚构水滴石穿
《弄潮儿》课题下的中国主题写作
《弄潮儿》一书的序言发表在《财新》杂志上，取名为“我的写作生涯”。1987到1989年，査建英集中写了一批中文小说，她是奔着写小说回国住下来的。但1989年5月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搬回了美国，“被迫中止正有起色的中文写作生涯”，长期要在美国安家。
“英语是第二语言，我没有把握用英文写作，毕竟我是中文系出来的，不像哈金在国内就是英文系的”，査建英对记者说。直到她参加了在芝加哥心理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论坛，论坛主持人李湛忞后来成了她的丈夫。而她在会议中结识了两位优秀的作家：大名鼎鼎的记者简·克莱默(JaneK ram er)和小说家劳瑞·西格尔(LoreSegal)，她们的鼓励和友谊让査建英开始了英文写作的“冒险之旅”。1995年査建英出了一本英文书《C h in aP op》，借鉴美国新新闻主义(N ew Journalism )的笔法来写中国。
南都：九十年代你只发表了一篇英文短篇小说？
査建英：我也是不甘心，就用英文试写了一些，结果只在美国一个叫《V enue》的文学杂志上发了一个短篇，叫《BeijingVanities》。当时想也许慢慢集成一个系列，但后来开始写非虚构文章，就没再接续下去。《BeijingVanities》完全是讽刺笔调，好玩也有点恶毒。以前觉得有些毒辣、愤怒、尖刻的东西好像只有用汉语讲才会冒出来，现在想想是文体的问题，不是英文中文的问题。
写小说比较自由，主观吧。非虚构需要另一种训练，要更客观，更冷静，你要做研究，从事实出发，某种意义上是戴着锁链跳舞，必须节制。
南都：你之前的作品和《弄潮儿》可以进行语言、风格的对比吗？
査建英：《弄潮儿》的中文版是我校对的，但不是我翻译的。有点儿像在微波炉里转了一圈，是一个加工食品的感觉，加工出来的当然和原来的味道已经不太一样了。
虽然几位译者都是中国人，但是我自己这次校对就深深感觉到，就是我自己来翻译也不可能把它翻译到特别理想的状态。当年出版《C hinaPop》，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成熟的一本书，虽然是用第二语言写的。但因为里面有一些敏感话题，也都没出成，需要删节太多。曾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自己翻？但我觉得那有点像自己做了一盘菜，把它又嚼一遍再端出去，那我还不如重新写一本呢。这两本书都是给英文读者写的，我写的时候直接就是用英文构思，就算是我自己来翻译也很难达到那种理想状态的“信达雅”。
南都：您对自己作品的翻译会有很严格的要求吗？
査建英：我会找一个平衡吧。这些译者我觉得真的是出于喜欢，因为翻译的稿费实在是太低了。其中有几篇是网民、读者先在《纽约客》上看到，自己喜欢，就翻了贴到网上去了，有的译者到现在都找不着人。像《国家公敌》有很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四个人合译，其中一个认识我，就拿过来问我可不可以校对，我就把那个校对了一遍。牛津版本至少没什么错误了，我尊重译者，我觉得翻得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南都：网上之前流传《弄潮儿》部分篇章，已经给了你一些反馈了，出版之后还有哪些新反馈？
査建英：前两年，《国家的敌人》、《国家的仆人》两篇是网上贴的传得最广，我已经收到了很多反馈。近期《东方历史评论》等转发了《北大！北大！》引起新一轮的热议，有些反应还挺激烈的，比如对文中张维迎、刘东这两个人物，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说什么的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反应是：“北大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暗含着政治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所以，被你说中了，有点儿酸疼。但是，没办法，还得承认，事情就这么难。”
像《国家的仆人》，有人看了觉得我对王蒙写得太狠啦，也有人觉得太宽啦，但阿城看完，反应只有四个字：“惟妙惟肖。”我特别喜欢这个评价。还有一位上海画家朋友李斌说：“你这文章，不论喜欢王蒙的人还是不喜欢王蒙的人，看了都会说：这就是王蒙。”总之我希望用一个比较深入、比较中立的态度描述一个人。
南都：王蒙的这一章你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来写作？
査建英：我跟他认识已经20年了，还算比较熟悉吧。2010年《纽约客》发表的时候还是删节了一部分，那是那期封面头条，已经给了最长的篇幅了。删节的部分主要涉及对王蒙的文学评价，而西方一般读者对他的作品反正也不熟悉。
这文章前后拖的时间很久，我中间放下去做别的事了。有那么一两年我都在琢磨这个事。他出版的作品量很大，我把他很多作品看过的重看，没看的找来看，采访了喜欢和不喜欢他的各种人。反倒对他本人的采访最少，开录音机的只有一次，拿笔记本采访的一次，两次加起来也就三四个小时吧。
南都：全书六个章节，不会规避一些类同的写法？
査建英：对，这本书的基本模式是人物系列，除了北大那章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画了一个群像，其他章节都是以人物来组织一个长篇特写，这种“profile”有它一些基本章法，比如你必须交代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等。
如果你要寻找一种非常文学化的阅读，你可能会觉得不过瘾。比如当时写《北大！北大！》，我看到过一大堆各方论战文字，很多都是特别中国式的文章，意气昂扬，文采斐然，把一种立场和情绪推至极端，可能很好看、很解气。但那是我不要的，我要的是一种剥洋葱式的功夫，一种层层扒开切入血脉的耐心和逻辑。所以我宁肯遵循某种看上去有点沉闷、有点冷，像在做一种解剖报告的东西。在这个大框架里，我希望有层次、有细部的剖面和雕刻，还有些微妙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完全客观，也不可能没有感情，但至少这是个多姿多彩、多种角度的立体图景。
南都：你之前说为了不造成伤害就放弃那些人物素材，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点名的谈谈？
査建英：可以讲一件事：实际上我2003年刚搬回北京时，曾计划写一本海归系列，里头的人物都是各种各样的“龟”，甚至当时已经采访了洪晃等人，还想采访高西庆等，但这些最后全都放弃了。一方面因为我的美国编辑和出版社觉得海归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面有点窄，另一方面采访中发现有些题材太敏感、挖掘不到一定深度就意思不大，所以就改变了计划。现在这本《弄潮儿》中，就只剩了一个张欣是海归。
南都：现在《弄潮儿》第二版封面已经出来了，可见其受到很多关注。
査建英：其实这两个封面都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我两个都喜欢。第一版的红波浪出在上面，就像是镜头推进了，有一种红潮压顶的感觉。第二版用的是红波浪在下边，这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平和、开阔。因为红波浪在下边，所以是阳光反射在海面上的感觉。我周围的朋友像陈丹青更喜欢这个封面，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有点概念图解，陈丹青“痛斥”过我，这是什么傻帽联想。
南都：你这一路写作追求的文字风格是什么？
査建英：我的阅读口味比较杂，但自己写东西，不喜欢写得太火爆，也不喜欢太风格化的雕琢，喜欢简洁而有味道。没有激情的写作是不好的，但表达要有节制，尽量冷静和客观。我转向英文写作的时候，我的编辑对我说：W rite dispassionately。龙头开得太大，水就会溅得到处都是。这话给我印象极深。英文里没有水滴石穿一说，但他的意思是水流适度才会更准确、更有力。这也成了我追求的写作风格。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写作长了，也可能写小说的感觉就找不回来啦，写小说需要放纵，哈哈。
【连线】
王蒙：没什么感觉
收录于《弄潮儿》一书、以王蒙为主人公的《国家的仆人》一文，是查建英激起最多关注的一篇文章。
对于《国家的仆人》，王蒙曾回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时表示，“没什么感觉。非常正常。她有她的处境、状态和对问题的看法，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状态下做自认为是最好的事。她不可能用我的看法来写我，正像我不可能用别人的看法来写自己。她写时，带有一种远望、旁观的性质，可我不能旁观。”
看过《国家的仆人》一文的王蒙照旧和査建英上电视节目“锵锵三人行”，谈论时事话题。文章出来之后，许纪霖发邮件给査建英，说你居然写完这个还可以跟王蒙吃饭，简直不能想象。“许纪霖说他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史，写当代知识分子个人时，写一个就得罪一个。我说，这正说明王蒙的大度。”
2013年王蒙的小说旧作《那时风景》首次公开，引起了不小的热议，而今年3月，王蒙小说新作《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纪盛》刊登在《上海文学》，以虚构的形态讲述真实的体验。他一直活跃在当下的文坛。
【回声】
口述
刘东：建英跟我发生过不少争论，她需要兼听
前不久，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收到了査建英中文版的《弄潮儿》。书中《北大！北大！》一章围绕2003年开始的北大改革，描写了“保守派”刘东和“改革派”张维迎的对立。
因为是多年的老朋友，査建英对刘东再熟悉不过。一开篇，查建英就描写刘东是一个“热情而多彩的人物”，非常好客与健谈，家里有“发烧级音响系统和歌剧唱盘收藏”、“名下拥有三套公寓和一部轿车。再婚后，他和年轻漂亮的妻子住在一套两百六十九平方米的顶层公寓里”。对于书中写到他个人的生活，刘东并不介意，不过对书中呈现的当年那场论战，刘东还有话要对南都记者说。
关于“豪宅”
我们和査建英两家都是很多年很好的朋友。收到《弄潮儿》之后，我大略地翻了一遍。她是要写给英文读者看的，翻译出版给中国读者看，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文化上的误差。
建英在书中写到我的住房，大概是要打破西方人的印象。实际上我是第一批在天通苑买房，经济适用房2650元一平米，旁边也只卖3000块，人家都是一层加一点价，而经济适用房每层都一个价，这就导致顶楼卖不出，所以两层做成一层，送你一个大露台。这些苦衷，建英用适合纽约人看懂的话来写，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说我“住顶层去了”，因为在纽约，谁发了就住顶上去了。夸张一点地告诉西方人我的故事，倒也无所谓，可翻译过来误解可能会增大了。
我的夫人是中央工艺美院室内设计系毕业的，所以装修是高水平的。另一方面，中国最大的学术丛书，和第二大的学术丛书，还有论证量最高的杂志，和作为学术标杆的研究院，都是由我亲手主持的，既然干了这么多活，打了好几份工，自然就会有些收入，虽不能跟做生意的比。
关于北大改革争论
关于北大2003年那场改革争论，首先得说北大的好处。除了北大，你算算全中国的任何一个大学，弄同样一个改革方案，敢不敢有一批教授站出来跟校长“打架”？北大的光荣是，伟大的校长历来都是文科的人，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你再看看，现在被任命和空降来北大的，都是什么学科的，都是什么样子？
我当时和李零、陈平原三个人针对那场改革写了批评文章，我写的是《保护大学生态》。就像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里提到的，每个具体领域都有每个领域的正义规则，大学这个领域难道仅仅只是市场规律？以前我们听复旦的人说，北大人是“问题意识”，复旦人是“课题意识”，然而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挡住，北大后来也往“课题意识”在发展了，心胸越变越狭窄了。如果北大都往“课题意识”发展了，我们还拿什么改造中国呢？当然我承认，课题意识是全世界的大学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当时我的意思是大学有多重意义的，不是经济学家引进改革那么简单。
建英跟我发生过不少争论，她需要兼听。后来我编了一套《大学之忧》丛书，我还是认为张维迎是任何道理都没有，那个时候说的话，我到现在还坚持。比如要教员都用英语授课，北大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那教甲骨文的怎么用英文上课？你用最好的师资、最好的图书资料、最活跃的校园氛围，去培养最好的生源，却宣布一个都不留，那北大只能继续贬为“留美预备班”了。你看超一流的学者美国很少，而巴黎反而是留校的。所以，那次的改革方案只是学到了西方的皮毛。
B 14-15版采写：南都记者 赵大伟
实习生 祭雨竹 吴书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