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吏胥
（文/潘洪钢）
前面谈清人的名片时曾提到，乾隆时威名赫赫的大帅福康安征西藏归来，曾有一户部小吏求见他，为了把一张名片递到这位福大帅手中，这人前后也花了十万两的银子。那么，这位小书吏为何要见福大帅，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据记载：这张名片递上来了，说是来“贺喜求赏”的。福康安何等人，立即发了脾气，“小小的胥役，也来向大帅索贿？这家伙如此胆大，一定有什么说的，且让他进来”。小吏进来后，福康安厉色而问，小书吏也并不怯场，侃侃而谈，竟也说出一番大道理：“索贿肯定不敢，但大帅您此次用兵，用款达数千万之多，此次报销册籍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赶办，要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并上奏皇上。皇上此时关注西藏的捷报，正在兴头上，定会一喜而定。如仅就部里现有的人手，一桩桩卷宗地申办，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时，今天一份奏报，明天一份奏报，皇上天天看你的军费报销案，必定厌烦，那时再有些人乘机发些议论。这么多的军费报销哪会没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到时必兴大狱。我这是为大帅您考虑，并不是为户部这些小吏着想的。”一番话出口，福康安恍然大悟，对这小吏“大为激赏”，立即下令粮台给户部特拨了二百万两，用于军费报销案的处理（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
此处说的小书吏，就是吏胥中人了。清代从中央各部院，总督、巡抚衙门到地方道、府、州、县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外，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如处理部、院文书、杂务的小吏；县衙中的六房，所处理的事务，对应于中央的六部，专司各种文案和具体事务；州县中也有杂役人员，如县衙中的“三班”，主要是负责县衙的保卫、内勤和社会治安案件的缉捕等。这些小吏、佐杂人员虽然大多没有品级，却有定额，如清制规定，京城中所有中央各部吏役人数总计约为一千二百人左右，州县衙门此类人员也有定数，如一县吏役，包括六班书吏、教官杂佐人员、衙门门斗、弓兵人等总数不得过百人。事实上，吏胥的人数远远超过规定，中央户部一家吏胥之数就超过规定的京城总数，大的州县往往超出规定人数的十倍有余，而且还有很多是不在册的“白役”人员，就是官员为应付繁杂事务而召募的编外人员。至晚清时期，游百川《清惩治贪残吏胥疏》中说：大的州县吏胥达二三千人，次者七八百人，至少者也有三四百人。清代全国大县过千，其吏胥人数之众，难以计数。而且此类人员，多半没有合法收入，即使是在册人员，也只有少数人有微薄的“工食银”，大多数人员的收入，靠的是案件的办理费用和各种临时开支。想要这些人不谋取法外收入，几无可能。
吏胥，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使得官员往往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调动频繁等等，此类制度的主要出发点是对官员权力进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员坐大。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务不断出现，社会事务剧增。官员又多为科举出身，对于一般事务性问题的处理能力低下，势必只有依赖这些吏胥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与流动性极大的官员不同，吏胥一般都是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如此，吏胥人等蒙敝官员，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税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谋取私利的情况极为普遍。官员们当然也会腐败，但他们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官半职，多少也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制度上对官员的监督与限制也还有些作用，很多读书人也还有点所谓知识良知。而吏胥就不同了，这些人多少通点文墨，但在清代他们上升到官员的路途已经堵死，不能正常转升，其子弟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清朝文献通考》卷27，《职役一》：“各衙门皂役人等，例不准其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其应试”。于是这些人，剩下的就是谋生和营利一途了。无论多好的制度与措施，到了这帮人手上具体执行，无不百弊丛生。《清稗类钞·胥役类》：清代名臣陆陇其曾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指的是法律的繁复，利是指群官贪利，而其中心却只有一条，就是吏胥的问题。郭嵩焘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把清朝的天下说成与小小吏胥共有，事情可谓严重。
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顺治八年，御史秦世桢就在江南惩治了一批扰害百姓的吏胥，并提出地方官员要限制吏胥数量，不得于定额之外增加人员，对这些人任职的时间，也要依制严格限定，不得久充吏职，把持官府事务。此后，也有多次对针对吏胥的裁革行动。但清代各部事务繁杂，官员们离了这些人根本无法办事，吏胥数量越裁越多。官员们每办一案，处一事，必查部中旧例，“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未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官员们任职时间一般较短，有的人甚至一年数次调动，就是有任职稍久的，也没有几人能认真对待旧案旧例，他们还要忙于官场上的应酬，诗酒往还，而吏员正好借事弄权，捞取好处。晚清时胡林翼就说：“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至清末，光绪时有人建议销毁这些没用的档案以减少吏员对事务的把持，于是派了一位陈御史前去户部查办，户部吏员打开仓房，例案堆集得与房檐一样高，请御史查看，这位御史也不知从何下手，想了半天，只好说，择其中较重要的留下来吧。吏员说，每一件都很重要，还是请御史大人自己来挑吧，陈氏没办法，只好把其中一些残破的卷宗销毁，回去销差了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敢于到封疆大吏福大帅口中讨食之事，他这一次，为户部要来银子二百万两之多，自己自然也赚得个盆满缽满。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各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最多，借机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机构，吏员不过千人，而实际上，户部一家吏胥人数往往超过此数。其他各部也因其职责而中饱私囊。如吏部，因为掌握了官员铨选等职事，对于官员上任、候补、调派也多有需索。浙江省当年有一个候补知县，应当补某缺，吏部来了一封文书，说这一缺该当你补，但按例你得给我一千两。知县思忖，这事本来就该是我的，何必再花这么一大笔银子，于是不理会部中小吏的索贿。结果，那个缺额顶补却给了别人，他托人打听才知，部吏在补缺时说他原来曾经过保举，一个人站了两个补缺途径，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县令急忙请求部吏帮忙，那小吏说，这次你是来不及了，若要为将来计，你要另给五千两。否则只能在两班中注销一班。县令筹不到这笔巨款，只好注销保举一班，一心等待候补。结果，不久，部吏又告之，本来这次保举有个县令实缺的名额，可惜你注销了，县令听了懊丧不已，却也无可如何。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本没有任何品秩，索贿不遂，也可以把个县令折腾得半死。
小吏有时也敢向部院大员直接索贿：礼部某尚书为其母亲请旌，家乡的地方文件已经到部，正在办理之中。某夜三更，忽有部中礼房小吏来访，说是有公事。问何事，答称为公请旌事。尚书有点不耐烦，请旌事不用来找我。小吏更直截了当：“公要为母亲请旌，得给我一万两。”尚书怒：“你敢跑来讹诈我？”那小吏却不慌不忙地说了一番话：你想想，你父亲是某年战死的，当年太夫人遗腹生了你，你参加科举考试时少报了两岁。现在要请旌了，年龄上对不号，按履历上讲，你是在你父死后两年才生的，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尚书想想也是，就问小吏该如何办。小吏说，考试时，府县及省、吏部都有你的记录，现在想要把历年来所有这些记录都改过来，花费可能不小啊。尚书不得已，只好给了这小吏一万两。
如此庸懦的尚书，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当然治不住小小书吏。有时，遇到大员强干，或许会对属下吏胥的行为有所抑制。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三载：如康、雍时名臣张廷玉主持吏部时，一个小吏拿了一份文书给他，说是地方报来的，把元氏县误写为先民县，要求把文书发回地方驳问。张笑道：这文书如果是把先民二字错写成元氏二字嘛，也许是会有的，现在多写了几笔，肯定是这帮书吏加了几笔，无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贿罢了，于是重责了书吏。张廷玉为吏部侍郎时，有个蠹吏张某，善于舞弄文法，京师内外官员为其所害者甚众，人称“张老虎”，张廷玉对他痛加惩治，朝中权贵多有前来说情，张一律不予理会，被人称为“伏虎侍郎”。
当然，吏胥差役之流的行为，往往也有人在背后支持，遇到这种情况，外省大吏，即使名重天下如左宗棠之流，有时也不免被京中吏胥差役所欺。当年，京中各门差役，以崇文门守吏最贪，过往行人与官吏多被搜刮。左宗棠进京，所带行李甚多，为门吏留难，花了大笔银子才进了城。次日，在朝房遇见了管城门的某亲王，他正准备上前责问时，没想到那王公急上前向他拱手称谢：“昨天公入城，何必给这帮小的们赏了那么多银子啊”，称谢再三，弄得向以言辞犀利著称的左宗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有时候，部院大臣也会被吏胥们整治得丢官去职。如晚清时阎敬铭掌户部，驭下极严，整得仓库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红顶却不知所终，四处寻找不得，等他在别处找了个代替品再去上朝时，太监们已到朝房来催促了几次了。这类耽误事的情况屡屡发生，终于触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职离开了户部。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库吏们在整治他而已。
在地方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了。每当一项差使从巡抚、布政使衙门签发下来，送文书的吏员总要讨赏。上任时，又要给大员周围这些小吏送些“利市”。否则，日后百般刁难，凡有文书送达，则多有阻隔，必使其人得罪于大员，这也成为所谓“陋规”的一种。
州县官员上任，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帮盘踞于三班六房的胥役人等，官员们初到一地，语言不通，风土人情不熟，只好依靠这些人去办差。而且，“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长不过三两年，短的甚至只几个月就调走了，也很少会有长远打算，只要吏胥差役不做得太过份，也就相安无事了。《红楼梦》中贾雨村刚一上任，遇上了一桩大案，却不知原是恩人家里的亲戚薛蟠惹的事。若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门子”的一番说辞，他险些得罪了贾府的亲戚。从吏胥的角度讲，每一位新来的县令都是他们的一次机会，他们要想天方设地法找到此人的爱好，鼓动他多贪多拿，告诉他这些都是长久以来，本地的惯例，如此，他们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了。
很多时候，到地方赴任的县官在省城候任，滞留时间过长，没有钱上下打点，就把县里的书吏们叫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省城为之“活动”，县官到任后，自然也就一切听凭这些人办理。“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所谓除本分利自然是残民以逞。至于地方官下乡，更是如刮地皮一般，号称清官的县令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到了家乡县官下乡的威仪：乡间如有乞丐身亡，“地方官每下乡相验，必带忤作、刑书、，遂至署内门印、签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多至百余人上路。”这么一群人，如同蝗虫一般，“乡里数百亩殷实之家，经地方官一番相验锣响，皆扫地无余烬矣。”（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弄得地方百姓“胆落心寒”、对这帮人“畏如蛇蝎”。
至于一般衙役人等下乡办案，其势有过于县官出动。“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而后再到地保、族保、证人各家，“逐一搜求，均须开发”。案子到了县里，又百般拖延，三班六房索求各种费用“莫可限量”（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因此，地方上盗贼蜂起，百姓不敢报案，报案则枉费银两，不为之抓捕，即使抓到了，也是“受贿放去”。四川省当时有“贼开花”、“洗贼名”等名目：当一家发生窃案，差役在邻近人家中挑选没有官方背景的殷实富户数家，一一拘押索贿，每报一案，牵连数家，这就叫“贼开花”；乡间百姓，凑出七八千至十数千钱不等，送给差役们，待其填饱了私囊，再一一将所拘之人放回，是谓之“洗贼名”。往往中等殷实人家，经此一案，即告破产。所以当时就有对联说，“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6-57页）吏胥在地方上横生事端，有时即使是官宦人家也会受到影响，段光清在浙江当一个小小县令，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乡安徽宿松县差役下乡，为害一方的事，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建议他们平时就在乡间富裕人家集点资，大小节日就给县里的书吏差役们上下打点一番，叫差役们不要下乡办案了。（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
清代吏胥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与社会生活实际不协调的问题。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为办理案件与社会事务的依据，非专业人员根本难于掌握，而官僚们多从科举出身，既贱视具体事务，也没有能力具体操作，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势力恶性膨胀。吏员没有上升为官员的途径，多半也没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们不想方设法索贿，几无可能。同时，清代也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官员的权力说大就大，说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复将情况上报，案牍堆集如山，官员们离开了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这也成为吏胥从中舞弊的一个原因。雍正时有名的峻臣田文镜曾说，按制，他一个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人为书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文件还是赶办不及，也道出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事务，没有专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办，而体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道光时，太常寺卿许乃济请驰鸦片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清·梁章鉅《浪迹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页）。虽然是出于反对禁止鸦片的私心，却也道出了在吏胥势张的情况下，法令根本无法执行的社会现实。
（原标题为《清代的吏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