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文/潘洪钢）
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今天人们对此似乎难以理解，但在清代，却是情理中之事。
奴才一词，亦作“奴财”，“驽才”，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常见词汇。魏晋以降，常常作为贱称、卑称或詈骂之词，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同书卷103《刘曜载记》：田崧骂杨难敌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魏书》、《北史》及《通志》等书《尔朱荣传》：“葛荣之徒，本是奴才”。《旧五代史》卷70，姚洪责骂董璋：“尔本奴才，则无耻，吾忠义之士，不不忍为也”。《资治通鉴》卷102《晋记二十四》：“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至明清时期，宫内宦官常常自称为奴才，也被人骂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杨涟传》：“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本属一意，并无多少分别。如《宋书》卷74《鲁爽传》：“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通志》卷136同此：“北方群下言于其主称奴，如中国称臣也”。《隋书》卷84《北狄》：“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北史》、《通志》同此说）臣与奴才二词通假，起自于北方，由来已久。清入关以前，奴才一词已出现于官方文献中，《清稗类钞·称谓类》：“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可见，满洲旧俗，以奴才与臣相等，并不以为有辱国体。
清廷起于北方，满语中有阿哈（Aha），汉语意译为“奴才”。沿其旧俗，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当时及后世各种小说中也常有反映。《红楼梦》33回：贾政说宝玉“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罢了”。32回：“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第9回：“李贵等一面掸衣裳，一面说道：哥儿可听见了？先要揭我们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个体面，我们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第39回，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呆的等着。”《儿女英雄传》第3回：“咱们这个当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层天，除了主子家的全得靠后。”清·孔尚任《桃花扇·听稗》：“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儒林外史》第27回：“被他妈一顿臭骂道：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公子暗想：“在这奴才手里讨针线，好不爽利，索性将皮箱搬到院里，自家便当。”在很多时候，奴才及其衍生词语都是贱称和含有贬意的，如《红楼梦》第45回，赖嬷嬷转述斥责自己儿子的话：“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
入关后，这类词语有时也出现在正式官方文献中和煌煌上谕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之语（《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63）在此种背景下，称谓用语中出现“奴才”一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
那么，清代官场及官方文献中何时开始正式规范“奴才”这一称谓，并逐渐形成一代制度呢？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顺治、康熙时期，并无相关规定。《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亦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2与此同）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如满文文献中，雍正四年四月，“宁夏将军席伯等奏报严管驻防边塞满洲兵丁折”，后附署名为“将军臣席伯、副都统臣苏图、副都统臣苏穆尔济”，虽为旗籍官员，奏折中署名自称为“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326-1327页）。而同为驻防将军，雍正四年十月，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折中，自称“荆州将军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闻事”，正文开头即称“窃奴才看得”云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407页），雍正帝亦并未因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见到，乾隆十年，镶黄旗官员策楞奏折中自称为“两广总督臣策楞，谨奏为请旨事”（档案号04-01-35-0889-005），而同为高官，乾隆十三年，安徽巡抚讷敏在奏折中通篇自称奴才，“安徽巡抚，奴才纳敏，跪奏为奏明仰祈睿鉴事：奴才蒙皇上天恩，补授安徽巡抚”（档案号04-01-35-0889-015）云云。同为旗员，称臣与奴才均有，且不分文武，两称并存。
然而，乾隆前期，旗员称呼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按制外放官员成年子女不得留于任所，以免造成以“衙内”身份扰乱地方的情况出现，但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出将子女一二人留于身边。这一奏折本身并无什么问题，但张氏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张广泗奏请将伊子随任一摺，据称仰恳天恩。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等语。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57）乾隆谕旨中特地提出张氏为汉军旗人（张为汉军镶黄旗人），私事折内自称为臣，而将儿子张极称为奴才，“殊属不合”，指出正确的作法是私事奏请，“折内应写奴才”。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廷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元的要示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57）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大体上说，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称奴才的，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其背后，则是这一时期，旗人集团受到汉俗影响的加剧。乾隆时期，一些旗籍贵胄与高官，对汉文化的熟练掌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本人也是汉文化的践行者，但为了扼止这种趋向，朝廷对“国语骑射”的强调也较前加强。正因为如此，乾隆时统一旗员对上称谓时，一反雍正初年的态度，规定除公事折以外，一律回归旧时的“奴才”称呼。同时，这一称呼也体现出旗人与皇家的一种亲近关系。其中包括八旗汉军人员，也视同满洲人员，觐见或上折时均称奴才。这也说明，在八旗中，虽然汉军地位、待遇都低于八旗中的满、蒙旗人，但清廷从未把他们完全等同于汉人，比如，八旗选秀女时，汉军从来都是列入备选序列的，也说明了身份上的一致性。区别称谓，一方面保存了满洲旧习，另方面也体现出正式场合中，满汉官员一体。其原则是区分公与私，公事称臣，其他事项则仍可称奴才。皇帝对于奏折中称谓不合要求的情况，曾专门下谕申斥，如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二人会衔上奏，报告监考教习情形，因旗人天保在前，所以折中二人一体称奴才。乾隆对此大为不满，专门进行纠正：公事奏折，满汉官员均应称臣，“今天保、马人龙此折，朕所不取”，强调：今后满汉会奏公事折，要一体称臣。但是，嘉庆以后，旗下官员渐渐恢复旧俗，常常是无论公事私事，均自称奴才，只有与汉臣一同会衔上奏时才一体称臣。
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在升职后的谢恩折中自称为臣，既违背了武职人员称奴才的惯例，也违背了谢恩折称奴才的制度，遭到乾隆帝严斥：“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皇上的意思，无非是说乔照这人器量太小，刚一升了个总兵，就志得意满，以大臣自居。乾隆三十九年，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请安折内自称为“臣”，受到乾隆申饬，“此皆无知寡识所为”，并再次重申：“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著传谕各督抚、即行知照各提镇，一体恪遵，毋致违舛。”（《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62）。
此种规矩为后世所沿用，道光六年，副都统兼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在奏折中自称为臣，遭到道光帝严斥，此前你一个武职人员，因为与汉员会同奏事，所以称臣，这次你单独上奏，竟也称臣，“仿效文职，殊属非是”。道光帝在上谕中还强调说：“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摺，并无一缮写臣字者”（《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03），可见，武职人员一概称奴才而不称臣，已成惯例。
至咸丰二年，将武职称奴才之规矩推广至武科举人，令“嗣后中式武举引见。俱一律奏称奴才。如再有错误。即将该提调等奏参。”（《大清会典事例》卷719）
清末，反满浪潮迭起，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大清宣统政纪》卷30）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时确定此制，并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其初制，本意在维护旗下旧俗，提示旗籍与武职人员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谓“国语骑射“，随时准备效忠于王朝统治，这也推动了这一称呼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客观上，这一称谓也区别了旗人与汉臣的身份，“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陈垣《释奴才》，《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5页。）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45页。）这当然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却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