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明代皇极殿。
（文/十年砍柴）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距崇祯煤山自缢已经16个春秋了。尽管南明永历帝的流亡政权还存在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但大多数士民相信：大明朝是真的亡了。
这年秋天，大儒顾炎武在江宁（南京）城，写下了一首风格凄凉的诗《重谒孝陵》：
旧识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
春谒长陵秋孝陵。
明亡后，以遗民自居的亭林先生数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郊外的陵寝孝陵。这一年他更不同寻常，春天在北京城北郊的昌平拜谒埋葬明成祖的长陵，秋天又赶到南京孝陵来谒太祖。
孝陵和长陵，对南京和北京而言，极具象征意味。这两座大明的都城，可以说分别是属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都城。
北京：高度“胡化”的土地
不知道顾炎武在孝陵前，会不会回忆起春天在北京城看到的人与事。皇都尚在，衣冠已非，紫禁城里住着的已经是来自关外的满人爱新觉罗氏。而江宁府城南京，虽然仍是东南膏腴之地的中心城池，但已非前明时的留都地位。它与北京不再是分据南北要津的两大都城，在政治地位上，和其他的名城如杭州、苏州、成都一样，必须仰视北京。
满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族而入主中原。对中华的士民来说，满清皇帝是征服者，满清朝廷是外来政权。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和蒙古人一样，他们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一视同仁皆是其新占的地盘，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而明朝则不一样，这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江南，才是他们的根本重地，是朱明王朝的发祥地。而且，当明朝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四百余年。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明朝的“两京制”，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其直接的原因乃是朱明王室的一场内讧——燕王朱棣取代了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
明孝陵
定都问题是朱元璋的心病
在元末群雄并起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淮河流域一带经营，一点点向南扩充，取应天（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南京附近的州县是其取得天下的根据地。他建都南京后，扎稳基本盘，进而挥师北上是明智的选择。
南京对朱元璋而言，在削平南方群雄后建立政权的初期是最合适的政治中心。一旦北伐成功，将蒙元皇帝逐到漠北，从西北嘉峪关一带，到关东白山黑水之地，都属于大明朝时，处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城便不是合适的都城。
从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朱温灭唐前，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据点。汉族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朱元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要维持一个疆土远超宋朝、不亚于汉唐的大帝国，南京并不是合适的首都。在位三十一年内，定都问题几乎成了朱元璋一块心病。历鉴前朝，凡定都金陵者，多是偏安，且国祚不久，朱元璋很忌讳这点。南京距离北部边疆千里之遥，天高地远，鞭长莫及，难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且南京附近的吴越之地比外省太过富饶，反而容易使皇帝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视边患为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明朝军队刚刚从元朝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明朝开国功勋集团来说，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然而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很不适宜。
朱元璋甚至想把首都迁到故乡濠州钟离——明朝建立后，皇帝故乡作为龙行之地升格为凤阳府，将凤阳定为中都，派官员督民工在此进行多年营造宫殿，把老家建设得富丽堂皇。但营建凤阳府不过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实现一种“富贵还乡”的人生理想而已，和外地发财的人回老家买地、建豪宅一样，精神层面的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定都南京，对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来说，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终其一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图卷末署有明人仇英制，描绘南京市井三月的生活场景。
南京：朝廷的备份
朱元璋死后，被葬在南京郊外的孝陵。从登基到驾崩，南京城深深地打下朱元璋个人的烙印。生前困扰他的定都难题，竟然在其死后，因为叔侄阋墙而得到解决。性格、才略酷似朱元璋的皇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就藩被改称北平的北京城。他和其他几个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兄弟代王（封藩于山西大同）、辽王（封藩于广宁州，今辽宁锦州境内）被朱元璋封在北部边塞重要的城池，就是为了弥补政治中心处在南方的缺憾，替朝廷来防守北疆。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1421年，成祖迁都北京。
北京是朱棣的封藩地，他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因此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迁都到北京后第四年，成祖逝于北征蒙古部落的军旅之中。或许，因为得位不正，他羞愧于和父亲葬在一起，所以被葬在北京城以北的昌平，是为长陵，为明十三陵之首。
严格地说，直到明英宗的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此前，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而南京，则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因为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的事实上的“东京”洛阳。但实际的地位却不如唐代的洛阳，因为洛阳和长安相距不远，唐代一些皇帝（特别是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洛阳成为实际上的京师。而留都南京对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义。
留都南京，除皇帝不在此城外，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可谓是“朝廷的备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相同，主要管理南直隶（南京周边14个府、州，不设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的相应事务。虽然权力不如北京的官员，但也不能说是闲职。因为南直隶所辖的地区，乃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之区，天下赋税三成多出自于此。
明朝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使帝国的南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设想一下，如果明朝长期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南京，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皇都积胜图》局部，纵32 厘米、横2182.6 厘米，描绘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况，被誉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
“天子守国门”的悲壮
明朝的“两京制”当然也有不利之处。其一是形成“天子守国门”的状态，首都长期处在北部游牧民族武装力量的威胁之下，皇帝和众臣动辄就置身于抗击外敌的最前线。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亲征被蒙古瓦剌俘虏，其首领也先带兵突破长城，围困北京，朝野恐慌，有大臣提议迁都南京，于谦等人顶住了压力，反对迁都，立英宗弟弟郕王为监国（后即皇帝位），打败进犯的瓦剌部，解京师之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带兵突破古北口，包围了北京，明朝坚守京师数日，俺答大肆抢掠城郊后撤离，是为“庚戌之变”。后金崛起于东北建州后，其骑兵越过长城，骚扰京畿，直逼京师，屡有发生，如崇祯二年的广渠门之战。但“天子守国门”的另一面也让明朝君臣长期有一种忧患意识，对北部的威胁不敢稍有松懈。
“两京制”另一不利之处则是使统治成本剧增。明朝的经济是南重北轻，北京周边的经济欠发达，朝廷通过漕运数千里从南方富庶地区运来粮食及其他物品供养京师。明朝前期，征运漕粮食的地区主要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其中大多处在南方。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万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粳糯米。数千里漕运，损耗巨大，加重百姓的负担。但总体说来，为了维持一个帝国一统，保持南北平衡，这样的成本支出也是必要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又一支劲旅突破居庸关，包围了北京城。这次进犯的不是草原上的“蛮夷”骑兵，而是崛起于西北的李自成率领的造反军队。明朝君臣这次没有逃过劫难，崇祯以发覆面，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吊自杀。终明一代，自迁都北京后，历代皇帝代代相承，完成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之举。
吴三桂借满清八旗兵报君父之仇，引狼入室，满清人占领了北京城，成为紫禁城的新主。留都南京的一整套备份版朝廷，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众臣拥立福王称帝于南京，弘光朝仅仅支撑短短的一年，便亡于清兵的铁蹄下。从此，北京和南京两座美丽的城池留给了异族，分别长眠在南京孝陵和北京长陵之下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任由自己的臣民剃发易服，臣服于来自关外的异族。但这两位对南京、北京两城营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父子，连同为社稷江山殉难的崇祯帝，赢得了新朝统治者的尊重。满清统治者对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予以善待。
满清皇帝营建了思陵，礼葬崇祯帝，并设置司香内使（即守陵太监）管理十三陵。对南京城外的孝陵，也是如此。康熙南巡时，特到孝陵拜祭，并题写“治隆唐宋”的匾额，清朝后期国门大开后，来南京的洋人越来越多，有司还专门在孝陵前竖立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石碑，提醒洋人不要乱写乱画，尊重陵墓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
正因为如此，遗民顾炎武拜谒前朝帝王陵墓时，还能碰上守陵的“旧识中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