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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转变:从大清首相到民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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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津涛)

辛亥年八月二十二日(1911年10月13日),隐居近3年的袁世凯,一下接到两道圣旨:朝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立刻就职,主持对革命军的剿抚事宜;随后,又授予他指挥湖北各路援军的权力。

对于要不要奉旨出山,袁世凯的幕僚们意见并不一致。有人害怕“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落得兔死狗烹的局面。袁世凯当场回答:“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表示无论如何要为朝廷平叛。其实袁世凯自己也深知,此次复出,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因此,他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坚持君主立宪的“救世主”

表面上看,袁世凯只能在忠君报国和附从革命两者之间选择,其实还有第三条路——自行称帝。当时张一鏖、倪嗣冲等亲信即曾“劝进”,唆使袁世凯推翻清廷。这个提议被袁世凯否决,据徐世昌说,原因有几个:“一、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二、旧臣尚多,亦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

上面这几点确实道出了袁世凯面对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北方朝廷尚有一搏的实力;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党也是声势浩大。北洋军无论站在哪一方,反对另一方,都不免帮别人火中取栗,得不偿失。要实现利益最大化,袁世凯必须另辟蹊径。

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初期,袁世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剿灭革命军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袁世凯在决定奉旨出山后,并没有急着上战场,而是同清廷谈起了条件。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徐世昌和袁世凯议定6项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有关政治内容的条件,袁世凯一个都没有提。

袁世凯上“谢恩折”的同时,附带有“应行筹办各事清折”,声言自己“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向朝廷提出“节略八条”。袁世凯要求朝廷招募新兵,拨发饷银,同时不得遥制其军事部署。他在北洋军中的亲信将领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等要随军南下。前方军情紧急,朝廷为让袁世凯早日出征,只好全部答应了下来。

在君宪、共和间左右摇摆

袁世凯的要求满足了,但他的信心不足了。他10月31日在信阳从陆军部大臣荫昌手中接过指挥权,11月1日到达孝感。此时局势已然大变,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已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需要一场大胜,让清廷暂时安心,也震慑一下革命党,好在冯国璋很快攻下了汉口。同一天,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但一直到11月8日,经资政院按《宪法信条》的选举程序后,袁世凯才同意回京组阁。

袁世凯此时还是希望能保全清廷的。11月2日,袁克定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其父计划通过占领一处控制汉阳的战略要地,以和革命党谈判。袁克定还说,虽然“反满的情绪十分强烈而普遍,以至(革命一方)做出妥协的前景很不确定”,但“袁世凯本人希望建立一个保留满清王朝的完备的(君主)立宪政府”。所以,在北洋军拿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让人写信劝降,许诺清廷将实行君主立宪。

几天时间过去,革命军没有回应。袁世凯在命北洋军继续向汉阳猛攻的同时,又让黎元洪的老朋友、北洋军将领刘承恩捎信过去。送信人王洪胜见到黎元洪后说,袁大人“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因打仗时,坏的房子,失的银钱,全是汉人的”。已经是革命军名义统帅的黎元洪严正地表明了立场:“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指袁世凯),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回绝了劝降,但黎元洪没有把和谈大门关死:“你们大人(指刘承恩)若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

走之前,袁总理真的让刘承恩带着海军参领蔡廷干,作为代表,出使武昌军政府。他们带去了议和的4项条件:皇上下诏罪己;朝廷实行立宪;废除党禁;皇族不问国政。这等于告诉革命军,如果答应君主立宪,那么和平立刻到来,不然的话,只能继续兵戎相见。

革命党人并不领情,原先的立宪领袖、现在的都督府要员汤化龙在欢迎会上发言,“实事求是,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我想清廷真有觉悟,顺应潮流,必以吾言为然,谙蔡、刘二君,转到项城不必固执可也。”既然实行共和,对皇族也有莫大好处,为什么还要保留君主呢?双方第一次谈判话不投机,只能无果而终。

不过统领革命军的战时总司令黄兴,给袁世凯的一封复信,应该触动了袁世凯。在信中,除了历数满清罪恶外,黄兴提出一个重要建议:“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这让袁世凯第一次看到,自己有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的机会。借革命党推翻清朝,自己不必篡位,而能当国家元首,何乐而不为?

打定了做总统的主意

袁世凯离开了战场,北洋军的攻势却没有停。11月27日,冯国璋攻陷汉口,兵指武昌。老冯被朝廷封为二等男爵,急着再建大功,炮轰武昌,鄂军都督府、军务部中弹,黎元洪外出躲避,城内人心惶惶。各路援军缓不救急,没人觉得革命军能守住武昌。冯国璋一时间壮志凌云,扬言:“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

革命军在汉口惨败的同时,光复了南京。这时,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都相继附从革命,依旧效忠清廷的,仅剩下北方数省。因此,袁世凯想的可不是冯国璋这么简单,清廷既然大势已去,那么为自己谋个大总统,当然最为现实。袁世凯为此临时换将,让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代替冯国璋主持前方军政。

这时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两军同意停战三日。停战期后来一续再续,辛亥革命期间唯一的一场大战——阳厦战争,就此结束。满洲亲贵们当然不答应,质问袁世凯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袁世凯借口“党人势大”,需要缓图,并信誓旦旦地说:“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

事实上,对于政体问题,袁世凯内心里已经有了些许动摇,不再咬定君主立宪了。对于共和问题,他表示:“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口不能赞同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这时为了向南方示好,原先被捕的革命党人被全部特赦,其中也包括那位要“引刀成一快”的刺客汪精卫。汪精卫作为革命党的代表,留在了敌人内部,常常向袁世凯灌输共和思想,并一再游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同黄兴一样,对袁许以首任大总统的职位。

摄政王载沣交出权力,回家去做自己的醇亲王了,袁世凯则被任命为全权大臣,掌控了中央大权。唐绍仪作为全权大臣总代表,汪精卫、杨度等为随行参赞,同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启了南北和谈。表面上看,北方要君宪,南方主共和,谈判桌上原本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但因为北方代表唐绍仪自己也倾向共和,经过5次会谈,很快就有了共识:各省出代表3人,召开国民会议,投票解决国体问题。

在媒体聚焦的南北谈判背后,政治上的秘密交易也在进行。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廖宇春,在上海见到黄兴委托的江苏革命军参谋长顾忠琛,双方订下密约:“确定共和政体;优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此举意义重大,后来钱基博对学生沈云龙说:“谈史实者,知辛亥南北和议代表之为伍廷芳、唐绍仪,而不知和议之成,实成于顾忠琛、廖宇春之磋订五条草约也。”

大清朝只能束手待毙

在南北双方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故,那就是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有了同清政府对等的地位。当然,对于袁世凯同革命军的密约,孙中山也是知情的。为了安抚袁世凯,孙中山特意发电,解释革命军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自己只是暂代职务,“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希望袁“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袁世凯大失所望之下,令冯国璋、段祺瑞、张怀芝等数十位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实行共和,拥护清室。唐绍仪被勒令辞职,袁世凯要亲自主持和议。这时,孙中山的第二封解释电报来了,“如清帝宣布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则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才算是让袁世凯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过袁世凯想当这个总统也并不容易,他固然可以凭手中北洋军威胁清廷,让隆裕太后乖乖交出政权,但那样自己欺负孤儿寡母,当王莽、董卓的名声也板上钉钉了。总统要当,这篡位的罪名又要推出去。袁世凯正在犯愁,革命党就出手帮忙了。

1月16日,袁世凯入宫,第一次请隆裕太后同意退位,以“顺应民心”。回府途中,袁世凯遇刺,多名侍卫被炸死。黄芝萌、张先培等杀袁世凯,是看他首鼠两端,意图为共和去一阻碍。谁知这次失败的刺杀行动竟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满朝大臣原以为他和革命党是一伙的,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现在这么一看,革命党是要往死里整这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朝中的阻力一下少了很多。他趁机请假回家,闭门不出。

满朝的亲王、贝勒当然不能眼看大清三百年基业拱手相让,在御前会议上反对退位。他们成立“君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要求对抗革命军。宗室鹰派领袖良弼对袁世凯说:“若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同阁下同归澌灭。”谁知,他话才出口,当天晚上就被革命党彭家珍炸成重伤,几天后去世。那些反对和议,叫嚣同革命党战斗到最后的亲贵们,再也不敢言语。大清朝失去了最后的支持者。

隆裕太后除了屈服以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她让梁士诒转告袁世凯:“我母子二人性命操于尔等之手,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隆裕太后加封袁世凯为“一等侯爵”,此前只有曾国藩以汉人的身份,获得过这一殊荣。

1912年2月5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在一个月前刚刚联名拥护清室的北洋将领们,调转枪口,要求“立即实行共和”。如果朝廷不同意的话,段祺瑞等就要“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之后,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署两江总督张勋、安徽巡抚张怀芝、河南巡抚齐跃琳、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地方首长,也一致要求朝廷“宣布共和”。

作为大清的臣子,袁世凯为清室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他们争取了一个还不错的条件,主要包括两点:允许溥仪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皇帝尊号;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清室400万元经费。1912年2月12日,清室颁布退位诏书,称“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并“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南京临时政府信守承诺,由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参考资料:张国淦《北洋述闻》、陈志让《袁世凯传》、丁健《试论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的心路历程》、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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