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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和《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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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盛禹九)

  为《中国青年》确定办刊方针

  胡耀邦是1952年8月来团中央主持工作的。他一到团中央,就抓报刊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青年》办刊方针问题上,团中央曾有过一些争论:一种意见强调刊物的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认为应为广大青年服务,指导和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各种切身问题,文章宜通俗短小,便于阅读。建国初期,特别是1951年《中国青年》改为双周刊后,就是这样办的。另一种意见则是强调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权威性,认为青年的切身问题固然要谈,更重要的是应针对青年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思想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要讲究文章质量。为此,1953年,团中央就这两种意见进行过一次讨论,最后由蒋南翔书记作总结。南翔同志肯定了后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青年》应“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当时的《中国青年》除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如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针对青年的思想进行一系列宣传外,还发表了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这样理论性很强的论文。1952年,编辑科科长吴佩纶同志调离《中国青年》前,总结编辑工作,他把“紧跟两头(即中央和青年)”作为贯彻办刊方针的最重要的编辑思想和工作经验。

  蒋南翔对《中国青年》编辑方针的确定,使刊物面貌焕然一新。1953年发行量由原来的15万份上升到30万份,很快60万份、120万份地成倍增长。尽管如此,一些人对编辑方针仍犹疑不定。特别是1952年团中央更换领导班子后,一些新来的领导,例如当时的宣传部长项南,就正式提出“改进《中国青年》工作”的书面建议,希望恢复到原来“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面貌。当时,编辑部的一些同志为此曾一度苦闷,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首先站出来讲话的是胡耀邦。我记得在一次谈话里,针对那些主张《中国青年》要多谈包括如何烧菜做饭、设计服装、旅行照相等的见解,耀邦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应该具有思想的权威。首先要求每期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他认为,“《中国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抓那个时期的思潮”。

  此后,耀邦同志又多次提出,《中国青年》除了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之外,还应具有“知识性”。“过去讲革命,讲打仗;现在讲建设,讲学知识。”1963年,我和于昆同志在湖南岳阳进行调查研究后,曾到湘潭向耀邦同志汇报工作。耀邦同志亲自书写了《对〈中国青年〉工作的意见》12条,洋洋洒洒三四千字。他明确提出:《中国青年》应成为“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的综合刊物”,又一次为这个刊物定了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

  50年后,一位当年的读者在网上这样评价《中国青年》:“这本杂志,曾经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的风向标。有青春的乐观向上,有青春的豪情漫卷,有青春的跃动思考,有青春的学术情怀。”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当年胡耀邦为《中国青年》制定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的正确性。

  指导刊物编辑工作

  胡耀邦一贯注意联系群众,作风平易近人。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耀邦同志来团中央的头几年,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月就抽空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和大家一起聊天。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时大家从不呼他的官名,而称他“耀邦同志”。他来到编辑部,总是笑容满面,挥挥手,然后和大家在一起,上面下面,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的谈话幽默风趣,使我们不仅得到信息和知识,还得到愉悦和享受。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胡耀邦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除了及时向我们传达上面的宣传思想外,还经常亲自为刊物出点子,设计题目。

  1953年实行农业合作化,农村里出现青年人不孝敬、不赡养父母老人的现象。朱德知道这个情况后,对耀邦说:“要对青年进行宣传,叫他们孝敬和赡养父母。”耀邦随即转达朱德的指示,要我们组织文章谈谈怎么看待“孝”的问题,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反对所谓“旧礼教”,否定“孝”的思潮。于是,我们在当年第7期发表姚远方的文章——《从‘孝’谈到怎样对待父母》,得到良好反应。

  1954年,耀邦从刘少奇那里得到一篇译文——《审判后的谈话》。那是苏联一位院士讲述自己的孩子犯罪判刑的事件发展过程,并为此追述自己作为家长的责任和忏悔。在耀邦的建议下,《中国青年》转载这篇文章。随后,《中国青年报》也采访和发表了我国青年犯罪的一个典型故事——《马小彦的堕落》。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起到轰动性的社会效果,引起人们对青年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

  耀邦同志非常关心刊物的作者队伍。他认为,《中国青年》应更多地请社会名人、专家学者写稿,以保证文章的质量和权威性。在他的建议下,《中国青年》建立了一支由老革命家、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组成的作者队伍。耀邦同志还对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一些深受读者欢迎的“老、名、专”文章进行过归类和点评。他说:“你们刊物上有几类好文章:范若愚式的、魏巍式的、陶铸式的,各有风格,都值得取法。”范若愚当时是中央党校教员,他结合巴甫洛夫学说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多想出智慧》《若要记得,先要懂得》《心不二用》等。耀邦同志说:“这种结合科学知识谈青年思想问题的文章,应该是《中国青年》的一种范文。”他一再向范若愚表示谢意。

  胡耀邦不仅重视“老、名、专”文章,也推荐青年人的文章。1960年,他从一个青年积极分子会议的材料中选出两篇发言稿:一篇是《江南鲜花塞北开》;另一篇是《我在农村安了家》。作者都是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述自己参加劳动后思想工作中的进步和变化。为此,耀邦给总编辑邢方群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很久以来,我是极力主张我们的报刊适当但又是必须认真地登载一些来自群众的稿件,特别是来自先进分子群众中那种自传性质的通讯、特写、发言和论文的稿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稿件对青年,对我们自己,都是极好的教材”;它“充满生活气息”和“实际知识”,“最能鼓舞人们热爱生活,丰富和坚定人们的革命人生观”。他还注意到这些群众稿件语言文字上的“表达能力”,“反对党八股、学生腔”,如此等等。这些提示,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有很大帮助。

  关心和帮助编辑人员

  胡耀邦不仅关心《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还关心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成长和进步:当看到他们工作中有成绩,就予以表扬和鼓励;发现缺点和错误,就给以帮助和指正。这里只讲两件事:

  一件事是,耀邦同志在1952年第二次团代会上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在建设时期,学习是青年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江明同志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写了《谈在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职青年如何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并且提出“向文化科学技术的堡垒进军”的口号。耀邦在《中国青年》上看到这篇文章后,要社长杨述转达他对江明的赞许;还让江明到他办公室,当面鼓励和表扬。江明文章发表4年之后,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1952年发表江明文章的同一期刊物上,还有另一篇文章——《怎样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这篇文章是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洪禹同志写的,事先经过理论界的一位权威人士看过。耀邦看了这篇文章后,向编辑部指出其中一些观点和举例上的偏颇和错误。开始,他的意见没有为作者和编辑部的不少同志所理解和接受。耀邦同志没有高声叫嚷,也没有严厉指责,而是循循善诱,摆事实,讲道理,终于使作者和编辑部的同志都同意他的看法,心悦诚服地在刊物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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