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新史记杨智友)
1874年10月的一天，英国驻华使馆副领事马嘉理(A. R. Margary)“由京到滇”，受到云南巡抚岑毓英的优加款待，“派委文武员弁护送出境，并饬沿途州县妥为照料”。马嘉理再也不会想到，仅仅三个月后再次入滇时，等着他的，会是一场无妄的杀身之祸！
原来，还是在年初，为了打通进入中国西南内陆贸易的交通线，英国陆军上校柏朗(H. A. Browne)带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探路队，拟由缅甸八莫北上入滇。英印当局据此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以“游历”为名，代他们向总理衙门办理护照；二是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的翻译为之带路。
威妥玛将此特殊使命交给了一向信任的下属马嘉理，只是，这个千里南下的带路人，自己却走上了不归路。
却说马嘉理被护送出境到达八莫后，与柏朗一行会合，于1875年2月“复由缅来滇，并不先行知会，请委员迎护”，仗着人多势众“冒昧前来”的后果很严重，探路队经过云南蛮允(现芒允)附近，“行至户宋河，遇着野人拦路，问伊要过山礼。马洋官不肯，野人就将马洋官杀毙，行李、马匹抢去”。所谓野人就是当地土人，其实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据说马嘉理骄横惯了，举枪便射，当场打死数人，使局面变得无法收拾。柏朗纵火烧山，乘烟雾弥漫才逃回缅甸。
“过山礼”就是“买路钱”，莫非马嘉理舍不得那几个小钱？非也！“马洋官”在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的同时，也酿成了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一个大事件——“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时至140年后的今天，尽管马嘉理多半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成名，他的大名还是被镌刻在高高的石碑上，耸立在西南边陲盈江县芒允村户宋河畔的凄凄荒草里。
马加里（马嘉理）事件纪念碑赫德认识马嘉理，但是，当他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噩耗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为他的同胞感到悲哀，而是代之以巨大的担忧——马嘉理之死，必定会升级为一桩外交大事件！
果不其然，威妥玛发飙了！人是他派的，发放护照是总理衙门同意的，而总理衙门也将此事通知了云南的高级官员，现在马嘉理却死于非命，首级还被悬挂在腾越厅城。这难道不是蓄意挑衅？威妥玛压根不相信马是“因野人拦讨过山礼，遂被戕杀”的，他认为这样的罪行不可饶恕，“颇疑此案必有主使之人”。3月19日，他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派员调查、赔款等一系列要求，限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答复。与此同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德率舰队北上，55000名英军集结仰光待命，西方各国公使均接到了本国政府不得擅离职守的训令。
每当这个时候，赫德既是中国官员又是英国公民的双重身份便凸显出它的重要，次数多了，只要中英关系事态一紧张，赫德便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觉得理所当然就该由他来充当居中调停的角色。面对威妥玛提出的许多貌似离题太远的要求，比如增辟商埠、优待外国公使、外国商品运往内地免税等，他嗅出了个中深意：威妥玛一向秉持“英国对华贸易因为现行税制受害甚大”立场，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是在利用马嘉理事件大做文章啊！
总理衙门这次倒是硬气，赔偿和派员调查没有二话，只是反对英国人参与现场调查，“至于其他的要求，中方认为它们与事件毫无关联，所以不能接受。”威妥玛大为恼火，他的中文秘书梅尔士(Mayers)更是气势汹汹，不依不饶。4月，威妥玛再次提出外交特权和内地贸易征税问题，同时梅尔士在天津会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在会见时谨慎地指出：“他已明白地告诉赫德，海关与内陆边境事务毫无关系。”李担心马嘉理事件会导致内陆边境“口岸”的开放，他的这些警告表明，赫德作为一个幕后人，对控制贸易问题相当关注。
也许是和洋鬼子打了十几年交道了，自鬼子六奕訢以下，总理衙门的一干大员们迅速成熟起来，在和列强的谈判中，并非我们想当然的那样猥琐，而是不卑不亢，大玩太极。我们不妨引用这段令人大呼过瘾的史料，看看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沈桂芬如何对付奉威妥玛之命前来交涉的梅尔士。
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梅云：现在各处此等情景都由总署所办，各事全无真心和好意思，是以各处敢如此欺辱外国人、戕杀外国人。须知外国人不是可欺辱、可戕杀的，我们只好要做到这个地步。
董大人云：我前年患一疙瘩平复之后，长了一块新肉，时常作痛。据医者云，此肉在身上日子未久，与本来之肉年久在身者不同，是以作痛。再过几年此肉与本来之肉一般，自然不痛。此即可为比方。
梅云：董大人之话，是说愈多一年自会见和好意思。我看中国是愈多一年愈不见和好光景。这个是物极必反时候了。其实此事全在总署，总署如肯真心和好，只说一句话，各处岂有不听从的，譬如病人须要服药方好。
沈中堂云：有病固须吃药，也要看所吃何药。如吃不得之药，病人也不便吃。”
别看大清国力衰微，船不坚，炮不利，但外交官员话锋之健，口舌之利，时人难出其右。像梅尔士之流的中国通尚能抵挡一二，其他的洋人，也只有不明觉厉的份了。
如此这般的口水仗，注定了中英滇案交涉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威妥玛借此机会，大肆诋毁总理衙门，指责清政府查办滇案的诚意，并提出一揽子要求。其中，与事件最密切相关的有两条，一是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二是清廷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更有甚者，“遣使入英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
鉴于时局，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在这些要求中“酌允一二”。决定派郭嵩焘为使臣赴英；允许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发表。至于通商等问题，那可是双方公认的朋友——赫德先生的强项。在这样的背景下，赫德从幕后走到了前台。9月21日，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大臣商定，翌日派梅尔士前来，并应邀请总税务司赫德参加。第二天，梅尔士与赫德按时去了总理衙门，尽管赫德又是亲自翻译节略，又是极力撮合，但外国公使与中国高官交往以及商务问题的讨论都没能取得进展。29日，奕訢照会威妥玛称，货税问题应单独考虑，不应与滇案联系起来，前几日赫德已受命仔细详尽地考虑这一问题，等到滇案了结后再另行处理。
威妥玛对此照会十分不满，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10月1日，威妥玛写好断交照会，称他将立刻撤使，并令天津与牛庄的英国领事告知当地英国商民，必须在河道冰封前撤离，因撤离而造成的损失将由中国承担。
事实上，威妥玛的撤使断交只是吓人的姿态，他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迫使总理衙门让步，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如何转寰。由于9月29日奕訢的照会中提到，由赫德来考虑货税问题，于是威妥玛便要求赫德告知他所接到的指示，赫德回答说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但他同时表示，可能在此问题上有所误会，他请威妥玛在他与总理衙门大臣谈过话之前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威妥玛同意了赫德的这一请求。
如果说彼时的中英双方是一对咬合的齿轮，那么，赫德就是最佳的或许也是唯一的润滑剂。为了挽救危局，他劝告“总理衙门作出了必需的保证，并通知公使已指示总税务司就外国贸易征税做出全面报告。”实际上赫德是在给他自己出难题，他必需想出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是可行的，又能为所有条约国所接受的有关货税的方案”。
威妥玛终于平息了心头之火，中英滇案交涉中的第一次危机在赫德的调停下得到了解决。或许是中方做出了一定退让，总理衙门提及赫德在解决此次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只是在奏折里一笔带过：“复经赫德往来传述辩论各节”，也就是说赫德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双方传递信息而已。但是英方却不这样看，刚刚获封巴思勋位的威妥玛爵士，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称，在近来的交涉中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而总税务司赫德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据我所知，只要他(赫德)感觉到某一计划对中国和外国都有益，他就会力劝总理衙门采纳这一计划。中国正在取得的进步无疑应归于多种原因，但是我敢毫不犹豫地说，在外国人中，没有人对于中国的进步做出过赫德那样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