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文/萧功秦)
友人：
谢谢你从国外刚转来的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谈“中国崩溃论”的英文原文，以及《华尔街日报》上后来发表的美国三封读者来信。沈大伟的文章在国内已经有所介绍，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
我的感觉是，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式的民主的普遍信念从来就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主流学者与许多人士，如同相信他们的基督教一样相信，如果中国不走到美式民主的方向上去，只有崩溃一途。他们积极支持的“颜色革命”与“茉莉花革命”造成许多失败国家的严重后果，造成这些国家社会大众的苦难，对此他们不但没有反思，反而认为是这些国家的原统治者没有走美式道路才导致迟早崩溃，只是人们无法预测崩溃的具体时间而己。沈大伟在文章一开头，就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体制看作是中东革命前的专制体制同样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很肤浅的。完全无视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现行体制的生命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许多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太强，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在美国确实还会很有市场。
后发展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解决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每个国家只有走自己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才能给民族带来福祉，要加强政府执行力来防止发展中期政治参与的井喷与膨胀所引起的转型危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文明走向繁荣，使经济走向持续进步，这是后发展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做的事。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受思维定势的束缚，许多深怀文化优越感的美国人未必愿意这样看问题。
另一方面，新的“中国崩溃论”再次出现，仍然值得中国人反思，加强社会管控，对于维持稳定，防范政治风险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在加强社会管控时，却被误认为是在向左的方向回潮，如果我们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时，却让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毛左”在社会上趁机兴起。(我就在某权威网上读到过一篇通篇使用文革用语写成的极左文章。)
如果我们被外界误以为是让外来文明所有的价值都处于被批判与排斥之列，如果有人别出心裁地重提“阶级斗争为纲论”，却被外界误以为整个中国都正在为恢复文革旧秩序探路，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强化管理权的同时，却没有具有想象力的生气勃勃的创新，如果我们对经由强政府走向中国式的民主与宪制的路线图，缺乏明确的方向感与解释力，那么，外国人中产生的“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倒退”的疑虑，就很难消除。
沈大伟仅仅只是个人，他的新的“中国崩溃论”从学理上看也确实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的逻辑，但他所撬动起来的那种思潮与社会心理却十分强大，这类由原来的温和派转变而成的“对华新保守派”，对美国主流民意与决策层的影响是很大的，久而久之，由此可能让美国三十年来对华的相对友好的基本政策发生逆转，其后果不容小视。一旦不利中国发展的对华政策形成，又可能引发国人中“以硬碰硬”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思维大幅度回潮，于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恶性互动就势所难免。
此外，沈大伟的观点甚至迎合了国内一些中间派温和知识分子、企业家精英与社会民众由于担心政治倒退而产生的失望、疏离与焦虑感，他企图巧妙地将这些社会上的消极情绪引向对中国发生右翼“革命”的期盼与同情，以便迎来他所预言的中国的“崩溃”。这种新现象恰恰是最不可忽视的。
我昨天写信问过胡佛中心的老朋友墨子刻(Thomas Metzger)教授，他是强烈支持中国开明新权威主义现行方针的美国著名学者。我在给他的信中问他，为什么他认为，沈大伟的文章将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主流人士的支持，他的解释就是，美国人有强大的多党民主的文化优越感，以及民族自我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里，我还要加上一句，沈大伟敏感地把握了包括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在于的人们由于对中国前景迷茫而产生的焦虑感。
美国人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并不可怕，多少年来这个民族就是如此。问题在于，我们如果不能保持中道理性，被人误认为是采取“以左打右”的方式来保持稳定，而不能超越左右，西方人认为中国正在向左转的这种疑虑，就会被美国右翼保守派所利用。他们就会把我们向新常态经济转变时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经济指数的下滑，部分企业家中出现的移民潮，一些官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出现的消极不作为，知识分子中由于意识形态管控力度加大而出现的对体制的疏离与不满现象，把这些统统捆绑在一起，构成中国正在从“向极权倒退”并“走向崩溃”的假象，形成似是而非的解释逻辑。美《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响应沈大伟文章甚至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做好准备。
沈大伟是中国问题专家，曾经被认为是比较温和务实的知华派学者，我在十七年前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就曾在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办公室与他交流过，当时对他还留下不错的印象。他的观点的突变确实值得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思潮趋势，确实有着值得我们中国人警示与反思的东西。
习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四个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国外人士对中国政治走向的误解与不明确感，概括地说，全面改革开放与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让民气理顺，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前提，所有这些，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对中国“倒退论”最好的反驳，这些都是中国走向新的发展的应有之义，都需要发挥我们体制的优势。只有开明的强势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多次说过，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需要具有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要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这是良性的新权威主义的三大要素，自鸦片战争到邓小平改革，中国人在应对西方挑战与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民族追求了近一百七十年，才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这些条件在中国的“三结合”。
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就是发展型的开明监护政治。它是来之不易的，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百七十年的集体经验的结晶。我们要千万珍惜这个民族集体经验。从历史上看，强势政府只有同时表现出开明，表现出对多元性的尊重，让社会多元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多元社会与集权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制衡，这样的体制才能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健康发展，也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才能得到广大官产学精英与大众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政府也只有这一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执行力。
看看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那些生硬仿效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道路选择让政府变成了缺乏执行力的弱政府，想做许多事而体制上却形格势禁。 两会的召开再次充分表明，中国决不是要走回头路，但我们的宣传要进一步跟上去，让世界人民都清楚知道我们的体制优势，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只要执政精英、社会大众与官产学精英都能在上面所说的“三结合”问题上达到共识，那么，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将只能是过眼烟云，只能是一个泡沫，它只能是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它叫得再响都不会有持续的吸引力。
祝好！
萧功秦于上海
2015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