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齐夫妇于1944年4月28日结婚，共育有四子女(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李崇寒，文史参考记者)
缔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从1930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即正式展开。两年后，19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发动起义，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道在陕甘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
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岁，政府下设有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妇女委员会等部门，与他共事的领导，都比他大。但习仲勋虚心向年老的同志请教，请他们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结果军政军民更加融洽，边区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
十九岁闹革命
1930年，习仲勋来到苏雨生部三团二营时，陕西省委利用营长王德修的关系，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在那里进行活动。很快，三人在苏部成立了党小组，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二营各连的支部纷纷建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习仲勋被推选为营委书记。
据后来参加两当起义的老战士左文辉回忆，自己当时才十六七岁，那时就是想出来找份工作。正好有个同学在冯玉祥的部队，就去投靠了他。最初，他在冯玉祥部任录事(即抄写员)，后被分配到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三连当兵，一年后担任排长。“我就是在这期间结识习仲勋的，他那时在当见习官。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散步，仲勋一有空就给我灌输革命思想，让我参加共产党闹革命。”1930年9月，在习仲勋和李特生的介绍下，左文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的王世泰秘密会见，研究该部的兵运斗争问题。一见面王世泰就提出搞些枪把部队拉出去的想法。习仲勋听后，沉思了一阵说，缴枪谁都心情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换的了志丹同志的平安是值得的。接着习仲勋分析道，苏雨生虽然被杨虎城收编，但貌合神离，相互都有戒备，苏时时准备东山再起，所以对部队控制得很严；再加上这里是西兰路的主干线，交通方便，敌人势力比较大，就是搞到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而且不利于保存实力。
听了习仲勋的分析后，王世泰打消了找枪的念头，“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仲勋同志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认为他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王世泰回忆道。
1931年夏，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习仲勋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尽管如此，杨虎城对这支部队依旧不信任，歧视和压迫严重，士兵生活十分困苦。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习仲勋努力做士兵工作，发动他们开展斗争，并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后来陕西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兵变，习仲勋等人因条件尚未具备，没有执行。直到1932年4月，在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的指挥下，习仲勋发动和领导的两当起义才正式吹响号角。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队委书记习仲勋。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在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土匪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军心涣散，士兵大多逃亡，部队溃散，兵变失败。
关于两当起义失败的原因，习仲勋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追随刘志丹开辟照金根据地
两当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捉拿悬赏习仲勋，习秘密回到家乡富平，与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陈建中)接上组织关系后，前往耀县杨柳坪找寻陕甘游击队。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
关于这次见面，习仲勋后来深情回忆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他一见到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因为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也不知说什么好。志丹同志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他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谈话给习仲勋很大的启发，也给他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之后，根据地建设工作成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革命生涯的一条主旋律。1932年9月，为了筹粮筹款、征集冬衣，刘志丹带领部队到太白一带活动，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下，交由习仲勋领导，就地开展游击运动。临行前，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仅仅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主力红军撤离后，特务队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运动。不久，因遭到敌人的进剿，他们又被迫离开照金地区，转入渭北游击区。经过半年的斗争，渭北游击队(包括由习仲勋带领的特务队改编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以及在武字区游击队基础上建立的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壮大成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1933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下，红四团退出渭北游击区，转移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失陷。
其实早在1933年春，习仲勋已离开渭北游击区回到照金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习仲勋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3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正式在照金建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这是习仲勋第一次担任统帅全陕甘边区所有游击队武装的重要领导职务，那时，他还没满20岁。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各县游击队被整编，党的工作力量被加强。此外，习仲勋还大力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他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就这样，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大难之后喜相逢
然而杜衡的一意孤行导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薛家寨，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照金待不住，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几乎全军覆没。
当时，习仲勋正在养伤，据他事后回忆，“会议进行中，敌人突然袭来，我让黄子文带着队伍赶快走，我带着一般人殿后。黄子文走后，敌人冲上来，一枪把我打伤抓走。”习还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的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后来，习仲勋跑到柳林郑四哥家中，休息四五天后到薛家寨养伤。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可怜的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别说打仗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好在王泰吉及时发动耀县起义，带领一部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前往照金根据地，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光芒。王泰吉之后，张邦英、陈学鼎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变的红四团等几支革命武装相继来到照金。
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执行主席为秦武山和习仲勋。不久后刘志丹同志和王世泰等同志一起回到照金。四十多年后，习仲勋仍能想起当时的情景，“大难之后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我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他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情况时，王世泰发现，“在谈陈家坡会议经过时，仲勋虽然没有说他个人的作用，但我深知仲勋作为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之一，其功不可没，只不过他一贯谦虚谨慎，不愿突出个人罢了。”照金根据地失陷后，习仲勋仍在那里坚持革命斗争。白天，他躲进梢林隐蔽起来，半夜，贫农王俭大妈把他从山上叫回来，在家里吃饭。后来环境更加险恶，王大妈给习仲勋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秦老六背上一个褡裢，把习仲勋的短枪和子弹放进去，将其安全地送出。
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
照金苏区陷落后，习仲勋来到南梁附近的二将川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当时他们的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他们带领游击队扫清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逐渐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家住林镇的王殿斌回忆说，“红军到后，群众都吓跑了，为了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群众，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群众留下纸条子，上面写着：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你们，你们不要怕等等，走时对住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群众慢慢就不怕红军了。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很好。”
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秋，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梨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习仲勋写道，“建立政府时，刘志丹坚持从基层起用投票选举的办法。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我们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选举很认真，果然很快选出了代表。因为我在照金作过政府副主席，在这里也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选了我。志丹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边区党政军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还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负责培养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参考资料：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传》、《习仲勋革命生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