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文/新浪历史 新史记 张向荣）
一夜之间，昔日的烟草大王褚时健重归江湖。
对如今三十岁以下的人来说，褚时健这个名字可能没有“重返”的直观感受，但对我以及我的父兄辈而言，这种感觉则是奇妙而且震撼的。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记得九十年代初期，中学语文课的教辅书为了帮助学生写“议论文”，曾特意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论据”。其中，就有在当时被看做正面典型的“风云人物”如“日用品换飞机”的牟其中(冯小刚的电影《不见不散》里，葛优为徐帆描绘过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从而改变新疆干旱地貌“蓝图”，实际上是牟其中当年骇人听闻的提议)、金点子李阳(不是《疯狂英语》的李阳，而是靠卖创意、卖咨询的李阳)、褚时健等，他们被称为时代的“弄潮儿”，是“时代英雄”。讽刺的是，二十世纪还没结束，这几位英雄豪杰带着手铐受审的画面就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上。
都说“命运弄人”，这种说法太玄，中国这三十年是货真价实的“时代弄人”。
吴晓波写过很多这类“时代英雄”，但许多年之后，似乎只有褚时健真正重返人们的视野，2014年，他已经86岁。有人认为，不必夸大“褚橙”创业的神话，因为他做褚橙并非单打独斗，是有人支持的；他也不必操心启动资金，因为他当年的部下、朋友愿意无偿借钱给他；甚至他这把年纪已经无所谓成败，因为舆论绝不会苛求一个老人。但我认为，这些言论错就错在，“褚橙”根本就不是一个“创业故事”，而是反映了中国文化与经济现象的“奇观”，是一个历史事件。七十多岁以带罪之身创业，奋斗十年，老当益壮这种事只能从古代去找。对比当代人的浮躁、拖延症、拜干爹、求包养、一夜暴富等等心态，褚时健确实显得有点另类。
二十年前，中国的火车站报刊亭、街边地摊到处都能看到一本封面鲜艳低俗的书——《今古传奇：中国烟王褚时健》，街头巷尾，人人争相阅读，可谓一时盛况。这本书署名龚振(谐音公正)，作者其实是前玉溪文联主席李石生。他一度是褚时健“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却不惜冒“落井下石”之名写下了这本备受争议的书。在没有网络传播奇谭的九十年代，这本书仍然通过各种途径传遍大江南北，即使不抽烟的人也都知道褚时健其人其名。如今，随着“褚橙”的热卖，“人人争说褚时健”的盛况可能又将重现江湖。
当然了，三十流水落花，李石生那本“纪实文学”在1999年就因为内容不实惹上了官司，读者本非法院，不必纠缠当年的是非。但李石生本人与褚时健的交情恐怕就此一刀两断，也再也没有新的“爆料”提供给读者了。而且，读者的口味与品位也变了。这类偷窥式的“纪实文学”早就没了市场，如今的市场欢迎的是企业家教人怎么做管理怎么赚钱，成功人士怎么给人打鸡血怎么励志，任何人都可以为褚时健曾经的犯罪进行辩护，只要他现在不失为一个成功人士。至于传主的心路、失败、罪责、反思、痛苦、折磨，恐怕都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可以想见，今后一定会有很多褚时健的传记、评传、起底之类的书问世，随便找个人把网上的二手资料一攒，署个“著名财经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上市了。
不久前，《南方周末》也作了整整两个版面的褚时健，有趣的是，报纸把褚时健的报道放在了文化版而非经济版。这似乎说明，褚时健其人其事，已经越出经济领域，进入了当代史。这次掀起褚时健热得是一位叫先燕云的作者，她出身作协，在二十年前就为褚时健和“红塔”写过报告文学，与褚私交甚好，是褚的干女儿。读者肯定有疑问：“这样的人写的褚时健客观吗？”，没错，先燕云在他关于褚时健的书中始终不掩对褚毫无保留的欣赏、崇敬和赞叹，虽不能说文过饰非，但确乎有些盲目崇拜。但是，在褚时健的亲女儿在看守所被释放前夕自杀之后，这个世界上恐怕真没有第二个人，既有执笔的才能，又可以深谙褚时健其人其事，先燕云是褚时健精神世界的“局内人”，她甚至因为褚案被公安机关短暂扣留过。因此，她的记录不论是否客观，都有倾听的必要。
我向来对任何企业家毫无兴趣，不论是乔布斯还是马云，我的关注点一向自觉地屏蔽掉这些时代英雄，没别的原因，单纯是不感兴趣。中国市面上的各类企业家传记，则更不会去读。既然如此，褚时健对我的意义何在？
第一，我很想旁观当下的世相如何评价褚时健的功过。我是绝不赞同为褚时健“翻案”的：没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国企领导人创收了高昂的利润，合法工资却少得可怜，因此他有理由去“获得”在和自己功劳相符的收入，不论是否非法；没错，在当代，一个北戴河的正科级官员就可以贪腐一个亿，而褚时健被法院认定的金额只有几百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再算上通胀，一千多万人民币，顶天了。但是，这些都没法改变褚时健贪污案的基本事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的确是私分了几百万美元的公款。而当下的各类传记、报道，在叙述把褚时健从“烟王”巅峰拉到大地的这个事件之时，几乎都避重就轻，仿佛那真的只是时代的错误，而非个人的问题。对此，我并不认同：贪腐源于人性，褚时健昔日败就败在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首先，他应该急流勇退，早点退休，但他没有，如果能有一丁点急流勇退的想法，那么他就不会去贪污那笔钱。一个人身上多10%的云淡风轻，就能少90%的利欲熏心。其次，他难道不知道以他当时的位置和名誉，哪怕贪污一千美元都是致命的么？这就说明，当年的他完全没有认清自己。这不全是因为利益，而是人性的骄傲和侥幸。他女儿被称为“烟草公主”，在被无罪释放前夕自杀于派出所，亦不是死于“罪过”，恰恰是因为她父亲这种不能急流勇退的愚蠢。
第二，褚时健代表的不仅是“企业家”这个群体，还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右派”。了解一下褚时健的家族史和他早年的历史，就会惊叹他的经历和中外的其他企业家完全不同。1949年之前，褚时健是个地下党，在西南联大听过课，见过闻一多，和死于淮海战役的邱清泉的儿子、死于抗日的高志航的女儿是同班同学。他的一门兄弟在中共革命中牺牲的就多达四人，带领他走向共产革命道路的堂兄，毕业于西南联大和清华，也死于反右。褚时健自己也曾经是个右派。这就将褚时健从经济史带入了政治史，并汇入了更为宏大的现当代史，他的底色不是什么企业家，而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史人物，褚时健与诸如王蒙、贾植芳、汪曾祺等具有气质上的一致性：都代表着四、五十年代以来，或左或右的时代精神。与那些49后出生、文革时成年的人，绝非一代人。在今天观察褚时健，就一定不能把他当做企业家，当做所谓的风云人物，更不必津津乐道他的戏剧化人生，就好像他的重归只是为了满足大众对“企业家”的庸俗想象。
在今天谈论褚时健，第一要义就是从他身上看第二共和国的历史，看他的犯罪和成功，看他和政治之间的疏离以及亲密。即便聚焦褚时健的企业家身份，他的人生也完全没有可复制性。他没有天时地利，唯一的秘诀就是艰苦努力、精益求精、坚持自我，并有能力有手腕有魄力去摆平、克服各类困难。这些都是性格而非技巧。
总之，褚时健又回来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他决非什么重返，而是市场经济之于体制的一次小小胜利；从他的年龄来看，更不是重返，而是49年之前成年的最后一代人的回光返照，他们以自己的成败、复杂、以及个人与体制的恩怨来告诉后人：
为体制卖命，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替人性赎身，烟也罢、橙也罢，终归问心无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