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呵护下的婴儿因为纳粹的暴行，优生学作为一门(伪)科学在战后西方世界成为禁忌，虽然有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北欧——在战后很长时间内依然实行优生政策，但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群体都视优生学如洪水猛兽。在中国，优生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我们也可以从优生学在中国的发展去探索生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种族斗争与生命技术
在孙中山改定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内以促进全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可见进化思想已成为革命者及社会的共识。而这种进化是与作为“大中华民族”的种族相伴随的。
虽然在中国古代，汉族政权也受到异族的冲击，甚至在元代和清代为异族所统治，并且也产生了汉族的种族自觉，但这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诸夏/夷狄等级秩序，汉族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和世界图景并没有受到挑战。直到白种的西方人带来了另外一种种族划分方式：白种、黄种、黑种以及棕色人种。原本的文化种族观为以肤色为标准的自然种族观所取代。这种自然观便很容易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
在面对西方列强以及日本侵略的内忧外患下，中国的精英知识人很快就接受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念，并且相信，世界就是不断的斗争与进化的过程。如梁启超所言：“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如果说马克思提出的是阶级斗争史观，那么梁启超则是人种竞争史观，种族取代了阶级。当时很多知识人都积极拥抱这种观念，如陶成章、邹容、陈天华等。于是未来就成了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斗争。我们不禁要问，其他种族呢？因为当时的知识人接受了白种人种族优劣的话语——黑色、红色与棕色人种都属劣等——但是又不能接受白人关于黄种人的叙事，于是为了伸张黄种人的权利和尊严，斗争只需在白种与黄种之间展开，打败白种人，其他种族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如梁启超在1897年所言：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用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
梁启超以及严复在当时都受到西方颅相学的影响，从这种“科学”来看，只有黄种人的智力堪比白种人，能够与后者进行抗衡。于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强大，首先要造就强大的人种。优生学就成了事关种族强大的国家大事如潘光旦在抗战时期就认为，公共卫生只能保证后天的卫生和健康，但是“如果我们专讲求后天的卫生，而不同时讲求先天的卫生，结果先天的卫生，即真正的民族健康，不但不能进步，反而可以退步。”潘氏进而主张，医疗卫生以及体育事业都只是舍本逐末，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人的种族健康，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优生的路，用选择的方法提高遗传本质的一条路。”在潘氏那里，国家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彻底变成了生物学与遗传学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就是：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人文生物学。
优生思想在中西方都古已有之，如中国人很早就忌讳近亲结婚，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则借鉴了斯巴达的经验，提出劣等父母所生的孩子应该抛弃。但是在古代，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圣人或者哲人(或者知识人或者巫师)的治理，而非生物学的介入，直到19世纪末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优生学思想的出现。
晚清很多知识人已经接受了西方意义上的优生思想，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章太炎的《訄书》。 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中，中国想要保全自己，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欲要强国，必先强种的思想成为精英的共识。若让中国人变得健康强壮，优生学无疑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也是优生学在欧洲迅速成为许多国家“国策”的原因。
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则是唯科学主义思想的盛行，而这种唯科学主义最切实的体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在当时，仿佛这是不可抗拒的宇宙公理。自从梁启超在1904年首次宣布这种信念以来，达尔文就已经成为唯科学主义的守护圣徒了。
虽然这种观念成为知识与政治精英的共识，但是因为国民政府国家能力的虚弱以及后来的抗战和内战，优生学的思想在新中国之前不可能得到制度化，主要停留在精英知识人的呐喊层面。晚清以来的大量译著、专著以及通俗读物“都在宣传一种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并提示中国人不自强、不强种的后果，激励时人知耻而后勇，看清形势，发愤图强。”这些书籍广涉卫生、生殖健康、生理卫生等生物学层面，但是这些书的广告词指向的又是民族、国家和种族。这种“言不及物”的现象正反映了晚期以来中国知识人以及市民的世界图景。如冯客所说，优生学与其说是科学原则，不如说是用生物学术语讨论社会问题：取向不同的政治家以及兴趣各异的科学家都可以有选择的利用优生学，来将社会视为有机体，有待于生物学规律进行管理。
新中国后的优生与政治
我们之前讨论过，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赤脚医生制度的确立，实现了晚清以来卫生现代性的梦想，建立了全面的、普适的医疗卫生体系，而且这种体系与现代西医所建立的医疗卫生体系有所不同。虽然两种模式都是要塑造健康的身体，强壮的种族，从而让国家更加强大，但背后却隐藏着两种不同的权力意志：赤医模式通过革命话语对大众进行动员，其目的是让群众参与过革命过程中，并真正确立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西医模式则是针对19世纪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所造成的劳动力问题，动员公民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并保证公民作为健康劳动力进行自我再生产。如福柯所言：
为了对人类的生存进行管理，医学采取一种规范姿态，这使它不仅有权对如何健康地生活给出各种忠告，而且还有权发布个人以及社会在身体和道德关系方面的标准。医学立足于那个边缘的、但对于现代人是至高无上的领域。在那个领域里，某种平静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顺地与整个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坚韧的劳动进军联系在一起。
当然，福柯没有点明的是(在《规训与惩罚》中也是如此)，劳动力是与资本积累紧密关联的。医学—身体—劳动力—资本积累(生产)—社会制度——对劳动力的规训(社会再生产)，这在西方构成了一个连续体。
那优生学的政策又怎样呢？
因为优生学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取向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生物学化约，这门学科在社会主义时期受到了强烈批判。在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主导下，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受到了批判。在这种背景下，优生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因为这种科学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自然化”了，而且通过自然科学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是变相地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做辩护。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建国后指出：优生学理论，不是精确的科学，其实是借科学的名义的一种政治，是帮助统治者统治人们的工具。方宗熙在1951年文章中也指出：资产阶级优生学的荒谬理论是没有一丝的科学根据的。它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武器，侵略武器。……它的最大罪恶是要把社会问题歪曲简化成为生物学问题。
周建人与方宗熙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对优生学进行批判的思想取向，我们知道，从科学人类学角度来说，科学并不能自外于社会，而优生学因其明确的目的性，与社会的关系尤为密切。这种生命科学剥离了生命发展的一切社会要素，将生命的健康与否、幸福与否完全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其结果必然是取消了生命的主体向度，让生命成为赤裸生命，有待于遗传专家的拯救或者消灭。福柯指出，生命科学在19世纪的威望，尤其是它在人类科学中的范式地位，最初并不是缘于生物学概念的宽泛性和可转让性，而是缘于这样一个事实：配置这些概念的空间具有与健康—病态的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
这里所谓的人类科学主要指的是以人的活动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其得以确立的基础就是健康与病态这样的二元划分，当然这种划分主要体现在医学中，在遗传学中则体现为正常与畸形，但作为生命科学的分支，这两种二元对立具有同质性，共同结构了人类科学的图景。于是，生命的真理，以及关于社会的真理，势必要为遗传学所垄断，而种族不平等以及阶级不平等都可以化约为生物学问题，让科学家操刀解决。
毛泽东在1940年的《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新中国之后的科学政策与毛的这段讲话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用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去改造自然，获得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众若要真正成为主人，那就必须参与到科学实践中去，这就要求，在科学研究方面也要进行群众动员，走群众路线，承认群众是(自然)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同时也是科学正确与否的裁判，其目的就是防止科学家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的权力精英。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对“多面手”的提倡就是要防止劳动分工僵化，防止精英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新的统治力量。在大跃进时期，曾号召“群众一定要使自己成为文化和科学的主人”，以便打破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垄断”，并适应“群众技术革命”的需要……“又红又专”作为一种手段不仅有助于(至少是试图如此)专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而且有助于这两种精英与一般群众缩小差距。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优生学必然要受到批判，因为它确立了科学家的绝对权威，群众只能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成为科学的奴隶，被动的接受社会不公。
在“双百”方针期间，也出现了反批判的声音。有论者也区分了积极的优生学与消极的优生学，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结果只能是更受到激烈的批判。
这种状况持续到改革开放。人口数量与质量问题成为国家的重大问题。我们在农村的墙壁随处都可以看见“提高人口素质、降低人口数量”“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这样的宣传标语，尤其是伴随着计划生育的强制实施，更是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人口数量与质量问题的关键。直到1979年，优生学才逐渐被重视起来。
这时的优生思想不再国家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提倡宣传，而是慢慢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而这与赤医制度的解体以及医疗改革有着内在的关联。当后天的医疗卫生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更为稳妥的做法，就是将希望寄托在先天的优生措施中，而且优生学本身也激发了这样一种思想，父母应该为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或者说医疗卫生又成了家庭的私事，不再是国家应尽的义务。这一切与新自由主义的在中国的兴起是互为表里的。国家在让医疗市场化的过程中，将配置医疗资源的任务交给了市场，从而让风险也转嫁给了个人，其结果就是个人成了自己健康的负责人，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占有式个人主义思想若合符节。
王绍光指出，之所以出现非典的危机，恰恰是因为两种迷信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和对市场的迷信。这两种迷信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其结果就是，虽然经济发展了，种种危机却此起彼伏。具体到公共卫生领域，前一种迷信导致了政府失职，即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政府没有承担起来；后一种迷信导致市场失灵，即市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既违反公平原则，也效率低下。
其结果就是医疗体系的恶化，尤其在边缘和农村地区，但是主流宣传却“指责边缘与贫困人口，强调之所以存在健康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缺陷基因’，‘天生缺陷’或者‘封建习惯’。优生话语在社会群体中达成共识，从地方干部、城市中产阶级、医学团体到学术圈。”而那些被边缘化的偏远地区群体，则只能认命，因为在卫生改革的官方文件中，主导话语往往是诸如“市场主导”、“激励”、“竞争”“选择”、“个人责任”等。
随着优生学的确立，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又开始脱节，虽然国家主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强化，但是动员地方的国家能力却有所削弱，这也是造成非典危机的一个原因。1994年10月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则正式将优生学制度化。
国家退出是否意味着权力的消弭呢？并非如此。政治权力不再介入，但是科学家与企业所构成的同盟，却通过对优生知识以及优生产品的垄断，操控了大众的生命行为。生命的真理从大众自身被剥夺，形成社会性的生物权力，对大众进行规划。这是当代中国生命政治的境况。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优生学与当代中国的生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