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闫红
都知道胡适曾为沈从文做媒，据梁实秋说，胡适本人也十分得意。我不知道他怎么能那么得意，是因为时间太长，他已然忘记？还是因为结局不错，他不愿深究——在这件事里，他起的，其实是个反作用啊。
沈从文与张兆和
1929年，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执教时，爱上了他的学生张兆和，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她写信，换来的却只是她的冰冷的沉默。这就让沈从文发了疯，他又是找她的女友说合，又想出走避开她，还想过去打仗，死在战场上也好。他甚至付诸实际行动，去找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先生，郑重地向他提出辞职。
胡适听完沈从文的倾诉，对他的爱情表示极大的同情。但他不赞成沈从文辞职，倒是可以去帮他说合。沈从文虽然爱到技穷，却也明白请校长先生出马，有仗势欺人之嫌，他谢过校长的好意，表示还是由自己摆平比较好。
胡适便不去找张兆和，可是，某一天，张兆和自己来了，她表情严肃——不过这也是她惯常的表情，带着一堆沈从文的书信，向胡适先生告状来了。
按照张兆和方的说法，青年教师沈从文的来信，让她不堪其扰，她特别指出，信中“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一句，有猥亵之感。胡适认真地看了沈从文的信，却提出了一个让张兆和大吃一惊的建议，他说：“我劝你不妨答应他。”
胡适进一步向张兆和说明了他这个建议的依据，那就是，他认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
这倒不是胡适为沈从文说项之辞，他对沈从文的欣赏由来已久。
沈从文，湘西人，1922年被五四思潮吸引，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然后开始发表作品，为徐志摩激赏，1929年来到上海，胡适听说他生活窘迫，特将没有学历因此进不了公立学校的他，引入私立中国公学执教，让这位小学毕业生成为了大学老师。
可是，你沈从文再有才，你胡先生再欣赏，也改变不了张小姐不爱他的事实啊。不错，如胡适所言，沈从文固执地爱着张兆和，可是，张兆和直言不讳：“我固执地不爱他”。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固执地不爱时，往往比ta固执地爱时要坚决。
那么，张兆和为什么不爱沈从文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提得傻，不爱和爱一样，是没有理由的，可是，说到底，人往往又没那么纯粹，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爱，一个人若不爱另一个人，总是有些理由的。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当时的沈从文确实不大配得上张兆和，他是有才子的名头不错，但是张兆和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她祖父是做过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结交各路名臣，保举过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一生见得最多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才子。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家道不可避免地中落了，可刘姥姥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位张家三小姐，可不是拿“才子”二字就能唬住的。
其次，沈从文的文章里，不缺匪气，可是他本人身材瘦小，面色苍白，还有动不动留鼻血的毛病，在张兆和眼里，就不怎么体面。他的气质也文弱，给学生上第一节课，面对着下面黑苍苍的一片，居然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坐在下面的张兆和看在眼里，对于这位年轻的先生，怕是没有什么敬仰之心。
第三，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张兆和根本没打算爱呢。
从照片上看，张兆和在她的姐妹中，相貌并不出众，可是到了中国公学，她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还算端正的相貌，立即得到众人的追捧，用个滥俗的比喻，叫做“情书如雪片般飞来”，她给那些情书的作者做了编号，称之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至于沈从文，早被她的姐妹戏嘲为“癞蛤蟆十三号”。
张家四姐妹，从左到右依次为：张充和、张兆和、张允和、张元和
爱，有时也是寂寞的产物，反之，追求者越多，越是不容易爱上什么人。是啊，与其吊死在一棵小树上，不如享受一座森林的朝拜，张兆和的态度越发矜持，她的追求者就越发地多了。
张兆和把她的态度一表明，胡适也无措了，他收起月下老人的乐观表情，试着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问张兆和，能否和沈从文做个朋友。张兆和在日记里写下她的回应：“我说这本来没甚关系，可是沈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
看来张兆和什么都不愿意，胡适于是语重心长地开导她，“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的天才”，如何会拜倒在眼前这个普通的小丫头脚下，这点匪夷所思变成了这么一句感慨：“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
张兆和说，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感慨中对自己的看轻，回了一句：“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胡适立即陷入了沉默。
要他怎么能不沉默呢？他也未必就是让张兆和一定接受沈从文，不过是安抚下那个正在受难的小灵魂。“这样人太多了！”既生硬，又骄傲，对胡适的天才说完全不屑一顾，当然，她确实也有这个资本，可是，总可以低调一点点吧？
尽管胡适内心已经起了反感，还是很诚恳地对张兆和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不想这份郑重其事，只不过给张兆和一个对他呲之以鼻的机会：“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和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胡适的这次做媒，不说碰了一鼻子灰，也绝不像他的朋友们替他吹嘘的那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于——我要说，没搅黄就够好的了，因为，接下来，他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
他对沈从文说：“ 张女士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各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工夫读书吗？”我听了怃然。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各个人”之一个而已。 ”
这是说合吗？根本是在搞破坏啊，梁实秋不是说，胡适这个人一贯口角春风吗？他对于张兆和的评价，看上去很平淡，说她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云云，可是“拒人自喜”四字，真是一针见血。
每一个女子，只要略有姿色或才情，这一生，总要拒绝几个人。拒绝时，有轻松，也有抱歉，有惆怅，有时也有愧疚，都是人之常情。但有一种感觉很微妙，叫做“优越感”，拒绝者对其他都无感，只是为自己的拒绝名单上，又增加一个人数而感到愉快，这人数越是多，就越能证明拒绝者的魅力，这便是“拒人自喜”四个字的注脚。
在胡适眼中，这个无法通融的张小姐，无疑就是这类人，沈从文的一腔热情，不过是她自以为的万丈光芒下的炮灰，是她眼中，那倒霉的“各个人”之一。
看，同样的表现，折射进爱者与不爱者的眼光中，有多大的差别。沈从文为什么爱那样地张兆和？他们没有深入地交谈过，他对她了解很少，她懒得搭理他，可是，“他觉得她的语调——冷冰冰的——既迷人又伤人”。
有才情的人就是这样，他们都在最为寻常的事物上，看出独特的美，有时候，是他们的确别具慧眼，有时候，则是他们的想象力过于强大，所以不管那本体多么苍白平淡，他们的绚烂的想象力投影其上，就足以变得美轮美奂。
冷冰冰的，怎么就迷人了呢？若是你不爱她，像徐志摩不爱张幼仪，他就会觉得她是拘谨，是乏味，是土包子，可是，沈从文爱张兆和，就觉得那是一片特别值得探究的神秘未知，像，冬天北方冰封的湖面。
这当然也与个性有关，徐志摩是个热闹人，需要应和，需要互动，沈从文的骨子里，是有点冷清的，因此，他会迷上这种张兆和那“绘事后素”的个性。
胡适为沈从文做了回不太成功的“媒婆”胡适则与两位都不同，他也有他的热情，但是他更发达的是理性，在美国读书时，他曾思考过：“如何提升自己的感性”，可是这个念头本身就太过理性，没有成功也就可以想象。
当那位张小姐站到他面前，他一眼就看清楚了她是怎么一回事，“拒人自喜”“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简直有一种毛姆式的尖刻，从张兆和会给她的追求者编号看，胡适难得的这次尖刻，倒是正中靶心。
可见，胡适不是乡愿，不是老好人，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是眼光问题，而是修养与世界观使然。在他觉得必要的时候，他是会显示出他慧眼如炬的一面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显示他的光明磊落，他把给沈从文的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张兆和。
张兆和当然不服，在日记里写道：胡先生……以为沈是个天才，蔑视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那这小女子当然是年纪太轻，生活太无经验无疑了。但如果此话能叫沈相信我是一个永远不能了解他的愚顽女子，不再苦苦追求，因此而使他在这上面少感到些痛苦，使我少感些麻烦，无论胡先生写此信是有意无意，我也是万分感谢他的。
她不愿意承认，胡适反感的，是她当时不自觉地表现出的那一点小女子的浅薄，而是做了对自己有利的推理。而这篇日记也证明，胡适的一席谈，起到的其实是反作用。
但沈从文哪里听得进胡适的话，他继续给张兆和写信，他实在太会写信了：“XX，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不是每个“各个人”，都能写出这样的信来的，张兆和最终答应了沈从文的求爱，让这个“乡下人”，喝上了“一碗甜酒”。
距离产生美，距离太近，留白不再，美就没了藏身之所，沈从文很快发现，张兆和并不是他心中的那个女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一人南下避难，张兆和和孩子留在北京。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回复的极少，他本来爱的就是那个冷冰冰的女子，一个妻子，不大可能维持那么个神秘的影像。
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里写道：“兆和觉得，她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一个任务，一个重大的任务，她必须去征服、克服 --或许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许是为了改善事物。对于沈从文而言，生命的意义来自深思默想。他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他的生活早就不是乡下人的生活了， 不可能像那些纤夫一样，从不问“为什么而活下去”。
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 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沈不敢出声。兆和还指责丈夫“看法不够全面”，她的意思是沈从文没有把国家的目标放在首位，政治觉悟不足。
兆和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多年前，他们收入那么微薄，常常感到经济压力，沈从文还被流鼻血的老毛病折磨着，但是他却能没日没夜地写作。“如今”，她写道，“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却)能写而不写……” (金安平《合肥四姐妹》)
这种不解，是没法解决的。让我们在回到胡适给沈从文写信的那个时刻，他对沈从文说：“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他说对了一面，沈从文又何尝了解张兆和？互相不能了解的两个人，也能掀起轰轰烈烈的爱，说到底，是人类太寂寞，也太害怕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