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八年抗战，数万万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与创痛，而“陪都”重庆却因财聚而兴，福兮祸兮，实在是一言难尽。
“陪都”时期重庆中央银行作者：谭洪安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自汉口飞到重庆。刚下飞机，身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于一身的他，就对守候多时的记者发表谈话称：
中央政府集中重庆办公，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一为战时行政效率之增进。
因日寇步步进逼，“战时首都”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驻汉各行政机构，此前一天已全部迁抵重庆。本来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行，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南京、武汉一路内撤，8月7日也在渝重新挂牌办公。而国有四大行的余下三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则先后将总部或部分管理机构移驻重庆。
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
“行为要勇敢，办事要敏捷”
自1891年正式开埠通商，40余年来，重庆的航运贸易与工商百业，均有可观发展。加上“西南王”刘湘以此为大本营，主政四川超过10年，为便于筹措军政开支，颇重视“放水养鱼”，故抗战前的重庆金融业，已具备一定基础。
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官方数据，到1937年6月为止，川省各类金融机构的总行及分支行号，共有124家，重庆占其半数；总部在省内注册的15家银行，有9家设于重庆。
此外，银行、钱庄、银号新旧并存，又与各路军阀、官僚、买办、豪绅有扯不断的关系，有些甚至只是少数军政界权贵予取予求的“钱袋子”，乃重庆及四川全省金融业的一大特色。
但若论财大气粗，重庆的“土豪”们，就很难跟沿海较发达城市同行，尤其是中央控制的国有银行一较高下了。“七七事变”之前，有据可查的重庆金融业资本总额(不计四大行在渝分支行)约为1600万元，其中纳入统计的7家银行共1400万元，23家钱庄银号共200万余元。号称“四川四小行”的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每家资本不过200万~300万元。
而早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金融风波之机，强制“改组”官商合办的中国、交通两行，变相“收归国有”时，向两行一次性注入的官股资金(实为政府公债券)，即分别达2000万元和1000万元。此得意之役，正是得到蒋委员长首肯，由“孔财神”亲自牵头发动的。
话说当日飞到重庆“履职”的孔祥熙，也确实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那边厢，他经蒋介石授权，以行政院长身份遥控指挥手下亲信，通过中间人牵线，与日本外相的代表在沪、港等地频频秘密接触，尝试和谈。这边厢，他指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英资汇丰银行相约，暗中共同维持上海的黑市汇价，以防外汇价急跌冲击国内物价及外贸业务，影响民心士气。
8月24日，他又让财政部安排在重庆召开全国银行会议，会议主旨为“统一战时金融机构，巩固法币政策，投资西南国营事业，发展边省建设”。
大约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支持，这位据称是孔子后人的基督徒，甚至还忙里偷闲，8月13日在中共主办的汉口《新华日报》(10月份武汉沦陷前夕迁至重庆出版)上发文勉励民众：
“一、操守要廉洁，行为要勇敢。二、办事要敏捷。三、对外言论须格外谨慎。四、屏绝酬应。五、节衣缩食。六、待人接物须本亲爱精诚之旨。”
“陪都”时期重庆中国银行“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1941年7月7日，孔祥熙在国民党机关报重庆《中央日报》上刊发《抗战四年来之财政金融》一文，称：“惟财政金融，关系最后胜负之关键至巨；今后战争之成败，军事只占三分，经济应占七分，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自1938年以来，重庆的战时金融业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四大国有银行自然应记“头功”。尽管四大行业务活动范围较战前大大缩小，因有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强制措施强力支持，其分支机构数量，反而比战前有增无减。如战前四大行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共42家，战时增设可137家，是原来的3倍多。这些新生力量，又以“陪都”重庆周边地区居多，达67家。
截至1941年底，总行设在重庆的银行增至18家，为战前的1倍，资本总额达2.28亿元，为战前的16倍以上——即使考虑到货币贬值及战前银行数据不全等因素，其增长亦相当可观。
且不说中、中、交、农四大行(总资本1.7亿元)之强势加盟，官办的四川省银行(总行在重庆)一家，也累计增资3800万元，“四川四小行”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同样大肆扩充：领头羊美丰银行的资本金，从战前的300万元增至1000万元，聚兴诚等三家的资本规模，至少都翻了一番。
在此期间，重庆的钱庄银号增至53家，是战前的1倍有余，资本总额更高达2600万元，为战前约13倍。
孔祥熙在抗战四周年总结中预言“复兴之基础已定，胜利之曙光在望”，旨在激励民心士气。不料五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铁蹄横扫东南亚，气焰极盛，中国抗战进入了更漫长而艰苦岁月。
但战局的急剧变化，迫使集中在沪、港及其他沿海、沿江城市的一些英美银行内迁，大后方工商企业生产高涨，也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重庆金融业在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之间，再度迎来短暂的“小阳春”。
仅1943年1至6月，重庆新成立银行总行21家，分支行28家，这些新银行，大多由原来的钱庄、银号改组而成。而1942年一年里，四川省内民营商业银行(总行多在重庆)，有7家继续增资，总额达7200万元，比其原有资本增加2.5倍。
“活泼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
战时重庆金融业的急速膨胀，原因比较复杂。国民政府西迁、沿海沿江沦陷区金融机构内撤，以及通货膨胀、大量发行公债、商业投机等战时经济拉动之外，还有如下诸多“利好”：
战前，西部内地相当落后，新式工厂数量仅占全国8%，发电量仅占全国2%。到1942年，后方工厂总数比战前猛增15倍，资本总额增加70多倍，动力设备增加5倍。同时，战时对各类物资的需求，促进了后方的进出口及国内贸易迅速增长。种种发展对资金的极度渴求，此乃重庆金融业膨胀的基本动因。
1939年9月，国民政府改组抗战之初成立的“四联总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蒋介石亲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新之(江浙财团系银行家)三人任常务理事，提出“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每县区设立一银行，以活泼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的宏大构想，后方省市县政府因此纷纷行动起来，前面提及重庆的钱庄、银号大量改为银行，正是得益于此。
更重要的是，战时重庆已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工商经济中心。以商业为例，1937年时全城百货仅70余家，最高年营业额的一家不过2万多元，到1942年底，因抗战五年来政府机关及军队、文教单位及大量外地人口涌入，重庆市面极度繁荣，百货商业机构1200多家，增长15倍之多。其他如服装、糖业、川烟等增长，均在10倍以上。
因沿海工矿企业内迁及持续新增投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体系逐步成型，与战前相比，1942年时的工厂数增加18倍，工业资本总额增加164倍，且新办企业多为军工、机械、化工、冶金等当年的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
回顾当初孔祥熙飞抵重庆时，公开发表的“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为中央政府迁渝目标之一的那番谈话，本意或许是尽量淡化前方战局危殆的实况，舒缓后方民众日增的焦虑情绪，不料居然被他“幸而言中”。
八年抗战，数万万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与创痛，而“陪都”重庆却因财聚而兴，福兮祸兮，实在是一言难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