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时时触动两国上下的敏感神经，关键是因为政治层面、学术层面及民众感情层面三大因素纠结在一起，而媒体舆论也在不时地推波助澜。
日本儿童在广岛核爆日祈祷和平。作者：步平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字，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10月25日，侵略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在台北向中国政府代表投降。日本递交给同盟国及中国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降书”，“战败投降”的概念很清晰。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对日本民众的那次广播，名为“终战诏书”，其中称：“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各拘尽最善；战局必无好转，世界大势亦未利我。”没有一句话谈到“投降”，只是说战争进行到现在，虽然士兵、官员和民众都很努力，不过局面对日本不利，所以决定终止战争。对多年的侵华战争，“诏书”中更是不置一词。
“终战诏书”所突出的，是天皇的“圣断”，即英明地决定终止战争，这为战后日本方面对那段历史的矛盾认识，埋下了伏笔。
从东京审判到宪法第九条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
众所周知，战后同盟国主要在日本东京、德国纽伦堡两地审判二战甲级战犯，现在这两个法庭原址都保留了下来。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位于日本防卫省(职能类似国防部，主管自卫队)内，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看；纽伦堡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则成为一个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展览馆，2013年笔者到那去参观，已临近下班时间了，解说员还是很耐心地等着我们看完。从这一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对战后审判的态度的微妙差异。
战后的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前后历时两年半(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一共12个国家参与，开庭818次，419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了8000多份证据，英文审判记录484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2013年6月，中国国内影印出版了80卷本英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底，又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部分，共50册，厚约3万页。
起诉日本战犯有三个罪名：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东京审判主要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的反和平罪，即战前及战时日本政府与军部高官共同谋议发动战争的罪行。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了对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挥官)、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反人道罪的实际执行者)的审判法庭，中国就设有10个。
对甲乙丙(或ABC)三级战争罪行的追究，尤其是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战后的基本政治走向。
在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国内对开战与否是有不同声音的，但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意却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这与战时日本严格控制国内舆论，大肆宣扬战争的“正当性”直接相关。直到战后，很多日本人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由此引起更多知识分子和平民的思考，影响持续到现在，使得抵制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国内的一股潮流。
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对日本造成的直接冲击和伤害，加上日本国民内部的反思，结果就是促成《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起施行)的出台，它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及基本人权的尊重。其核心精神特别体现在《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2004年6月，日本反战人士成立了“九条会”，誓言“保卫宪法第九条”，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的心声。日本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九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幕后交易的代价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
回过头来说，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日本的制裁措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留下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是由美苏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后来因东西方“冷战”，一度长期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日本则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一开始也考虑过由同盟国共同占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各种原因，并未参与。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出现了几处较大的争议。首先，就是对战犯起诉的罪名。一共25名甲级战犯被判定犯了反和平罪，但反人道罪未得到严格追究，如征用劳工问题，性暴力与慰安妇问题，还有细菌战、化学战问题等等，实际上都不了了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细菌战(又称生物战)为国际法所禁止，战后美国曾派专人调查，发现日本的细菌战水平很高，因为他们战时能残忍地使用人类活体做试验，于是美方找到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达成私下交易，石井把所有相关资料移交给美方，美方对其罪行不予深究。
第二，化学战(即毒气战)是另一种情况，日本的化学战水平其实不高，技术上完全模仿欧洲，美国人觉得如果公开审理日本此项罪行，美国自己更高端的化学武器也就没法再用了。于是，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东京审判庭检察长发去电报，然后化学战罪行也不审了。
总而言之，上述战争罪行没有得到真正追究，都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所作的战后处置相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天皇的战争责任。东京审判免除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一般认为战争主要责任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首相、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日本天皇没有实权，只是国家的象征，但二战前和战时的天皇是“海陆军大元帅”，拥有实际权力，与整个战争进程密切相关。有一本书很有名，叫《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官方组织人类学学者调查研究写出来的报告，其主旨为了解日本国情和日本人的民族性，以便战后更好地管理。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地位极高，如果能借此来实施战后统治，可以大大减少盟军特别是美国军人的危险和伤亡，占领日本付出的代价会相对较少。依据该报告的建议，美国最终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转而给东条英机“做工作”，要求他承担所有主要罪名。
日本投降后，东条被盟军抓捕前自杀未遂。在东京审判的一次庭审时，他无意中提到：战时天皇地位非常高，我们都要尊重他的决断。后来审判方马上传话，让他不能这么讲，于是东条就把责任全部揽了下来。
战后不久，裕仁天皇通过手下亲信组织撰写了一份《昭和天皇独白录》，重点是为自己辩护，声称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实际政治运作中，天皇只能同意政府的决定。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只做过两个重要决断，其中之一就是“圣断”终战。
经过一番交易和权衡，最后的结论是：天皇对战争无责任。但这个结论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如果战争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天皇都不必负责任，那谁还有责任？
以上种种，都说明由于美国在战后全面控制了日本，又很大程度上操纵了东京审判，留下许多消极因素，既模糊了日本人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也为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留下操作空间继续宣扬其顽固观点——即不是日本错误地发动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战争，而是日本迫于来自欧美国家的压力，才不得不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