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三十二年，在帝国的一座叫迁陵的县城，人们刚开始一天劳作。一个叫昌的人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每天，官吏们都要经手大量公文，按秦制，凡在此地处理过的文件，都要仔细抄写备份，建立档案，以便查验。负责抄写档案的是一些专门的写手，在每份档案后，都注有他们的名字。
里耶出土的秦简大部分都用古隶书写成，字体工整，清晰可见。作者：吴琪
透过两千多年厚重的历史尘埃，秦王朝留下的“苛政”符号，随着秦简的发掘有了另一层解读——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秦帝国小官吏的法律片段
秦王政三十二年，在帝国的一座叫迁陵的县城，人们刚开始一天劳作。一个叫昌的人是这里的最高长官。每天，官吏们都要经手大量公文，按秦制，凡在此地处理过的文件，都要仔细抄写备份，建立档案，以便查验。负责抄写档案的是一些专门的写手，在每份档案后，都注有他们的名字。
这天，隶属于迁陵县启陵乡的乡长夫正在向自己上级写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提到乡里缺少一个里长和一名邮差。这封信在正月戊寅朔甲午发往县城，送到昌的面前。4天后，夫收到了县长昌的回信，请求被驳回，更为严重的是，昌回信的口气十分严厉。
夫和昌是服务于秦帝国的两个普通官吏，他们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的公元2002年，年轻的古文献专家张春龙，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张春龙还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迹象：负责递送这封公文的人，竟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秦代的很多邮人平时在驿站旁照常劳作，一旦有重要信件便立刻出发。他们的足迹编织成维系帝国统一的严密网络。
这批秦简总共3.6万多枚，源源不断地从湖南湘西古城里耶的井下发掘出。简上的文字达数十万字，全部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里耶秦简基本是秦朝的档案资料，涉及到法律的内容非常少，张春龙告诉记者，“有一些讲到处理案件的结果，但没有法律条文本身和犯罪的过程”。
但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法律的记载，却相当有趣味。比如有十几条里耶秦简，“详细记录了不同官员的捕鼠数量，某人捕鼠七只、某人十只、某人三只”。张春龙说，“一开始我们对这些记载大惑不解，对照1975年云梦出土的秦律后就明白了，仓库保管制度非常严格”。秦律规定，仓库物资的保管责任重大，仓库的墙垣要高，闲人不准靠近它，不是主管官吏不准入内。要悉心管理，要“慎守为敬”。违背这些规定，或发生火灾，或损败了物资的，“官吏有重罪”。捕鼠则属于防止物资损败的行为。
12连简是张春龙的又一发现。在昏暗的井下，沾满泥土的一组12枚简紧紧地连在一起，其上文字详细记载秦始皇时阳陵县12人，因为过错被罚款又无力缴纳的事情，他们跋涉千里来戍守洞庭郡。由阳陵县各乡里到洞庭郡，这12个在洞庭郡服役的人，遇到老家的政府人员来催债，一级一级的政府官员都记下了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经过和时间。最后，洞庭郡的长官做结论，还是当依法办事，并署上，“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张春龙感慨地说，秦时官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今人感叹，“每个人罚款的数额非常具体，最多一人欠债一万七千多钱”。对照云梦出土的秦律，无力缴纳罚款的人，在政府部门干活一天，如果自备伙食，得8个钱，如果不备伙食，一天6个钱。在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案例处罚结果，“绝大部分跟经济相关，比如缴纳罚款，跨地区地大规模调动人员和物资，把咸阳附近的人发送到湖南、湖北等地服役，又把这些地方的物资送往咸阳等等”。
而这些案件处理结果，与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相对照，就使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又一次生动再现。秦律第一次现身，不得不归功于秦代另一个小人物“喜”。在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前，关于秦代历史的研究，只能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及卫宏的《汉旧仪》。而“喜”最为重要的角色——秦朝县级的法律官员，兢兢业业的他在墓葬里留下了大量的秦国法典内容。
“喜”长眠在湖北云梦，据历史学家李学勤推测，“他可能是南郡长大的秦人”，这里地势高眺，形如卧虎。楚国令尹斗彀於菟出生后被郧夫人弃于梦中，一只老虎卧于此地，给斗彀於菟喂奶，于是此地被称为睡虎地。1975年12月，震惊世界的云梦秦简就是由“喜”的墓葬向世人揭开。“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正是从墓中的法律条文得知，秦代对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明法律令”，这样才能做到“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作为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一位县级官佐，“喜”也像秦代其他官吏一样，必须把自己所在部门用律抄录下来，并且熟记；所有官吏，每年年末都必须到御史(专管律令文书的官吏)那里核对律令。官吏是执法者，故知法是第一要务。秦代提倡做好官，认为为官者不忠、不智、不廉都是大罪，均受法律约束。
云梦出土的秦简经专家研究整理，共归纳为《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为吏之道》等8种。主要是关于秦的统一战争，法律制度、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等更是提供了秦代大量的法律条文、案例和法律解释。
耕战的法律需求
在云梦秦简出土前，秦律被描述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司马迁记载荆轲刺秦王，荆轲手持匕首追着秦王在朝堂围着柱子跑，殿上的武士只能高声叫喊，却不敢上殿。因为秦律严格规定，没有秦王命令不准上殿。秦国制度的严苛，也由此可见。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
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陈抗生说，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
从更广泛的历史时空来看，云梦秦简以详尽的史料记录了秦国土地所有制的多元化推行。在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同时，又根据军功爵位奖励土地，从而使个人对土地也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军爵制的推行，是耕战政策的需要，也是推进战争的需要，土地私有制与国家授田制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竹简上有这样一些内容：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
秦军征伐楚国时，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连年负担如此沉重的军粮生产，可以推想，没有空前发达的农业，根本就无法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
幸运的是，“喜”抄写的1000多枚竹简，为我们了解秦国的农业提供了线索。这些法律条文清清楚楚地显示：两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睡虎地秦简：《效律》部分条文播种时，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田律还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
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耕种。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能具体到如此程度。
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
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在牲畜繁殖方面，“牛大牝十，其六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羊牝十，其四毋子，赀啬夫、佐各一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如果十头成年母羊，四头不生育，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惩处。法律史专家陈抗生说，“这些法律条文读起来让人挺感动，国家对生产的管理如此条理分明”。
法律还规定：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
这种农业生产的法律规定，从云梦秦简中，还渗透到各种秦代的考核制度中，给人深刻印象。陈抗生说，“从考核制度经常化和细化，可见当时法律的严格和管理水平之高”。比如，秦人对工程、手工产品、漆园和采矿冶炼等的考核十分严格，对落后者要实行责罚，连续三年落后者，更加重责罚。这样一个团体，上至主管官吏、县令、县丞，既然福祸与共，就必须同舟共济。《秦律杂抄》中的规定又有相当的合理性，“比赛落后而经济上未造成损失的，虽也因其无能而废其官职，却并不给与经济上的制裁”。
法律密网下的臣民生活
秦代法、律、令较完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于是秦代官吏“慎遵职守”，凡事“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人的生活是否如《史记》所说“赭衣半道”(走在路上，有一半的人都是穿着粗麻做的赭衣囚徒)呢？而“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东，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的说法又是否夸张呢？
虽然有了湖北云梦、湖南里耶等地的秦简发掘，在这些文字资料上，今人想一窥秦人的生活状态，似乎依旧困难。在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秦朝以相当理性的方式，留给后世“制度大于人”的强烈印象。
而据史料记载，秦人并非自古就有法治观念，商鞅变法初期，老百姓并不愿理会与以往习俗相悖的律令。商鞅就心生一计，他在咸阳的西门口立了一个大木头，张贴一个告示，许诺谁把这根木头从西门搬到东门，就赏金一千。有壮汉移木，商鞅兑现自己的诺言，一诺千金，变法乃成。
《云梦秦简·语书》中说：对私斗、拾遗、私徙、游食、非时砍伐林木，还有投为匿名信、巫蛊、户籍报不实，向大街抛秽物、灰烬等各种不良行为，均视为犯罪，官吏“知而不举”，甚而“养匿邪僻之民”，就要严加追究，严加管束。
于是生活在秦代的人们，每个人都好似国家高速运转机器的一环，必须全力以赴跟上节奏。对于秦人来说，只有农业生产成绩突出和战功卓著，才能造就自己上升的途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巴地一个叫做“清”的寡妇，因为开矿有功，财富积累迅速，“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一个偏远地方的寡妇，勤劳致富，在奖励生产的秦朝备受赞誉。
这种以生产为重的思想，也体现在了法律制度上。自商鞅变法起，秦对全国的经济实行严格的控制，并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提到的秦法规有30多种，其中经济法规就有11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关于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收和土地分配的《田律》；关于粮草、甲兵、财帛等物品管理的《仓律》；关于管理畜牧业生产的《厩苑律》；关于府藏管理的《藏律》；关于官营手工业的《工律》；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均工律》等等。
而与常人想象的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睡简”中记载的刑罚种类，远比殷、周文明。对此专门做过研究的陈抗生说，云梦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判处死刑的行为有“誉敌而恐众”者、唆使少年人犯罪、亲兄妹私通等几例。其他多半是“赀罪”，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赀”的东西一般分四类，赀甲、赀盾、赀钱和赀徭役。甲、盾都是保证国家战争时武器之用，徭役保证大量的劳动力，可见秦朝的法律惩戒，最终都会以保证充足的生产力为前提。
对囚犯的惩处，“也多以不使囚犯丧失劳动力为标准”。比如从用刑的种类来看，赀：罚款，通常以甲、盾的价值来计量，或用罚劳作、罚戍边来冲替。偷采人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强迫劳动来充罚。交不出钱者，还有用“赀戍”，即以限期守边来充罚。赎：用出钱的办法来赎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劳役、守边来折算。耐：又称“完”，剃去胡须、鬓毛以羞辱之，但保存头发。髡：剃光头发，重于耐刑。黥：墨刑，额上刺墨痕。笞：鞭打责辱。秦人生活在严密的法网之下，无论官吏或黔首(百姓)，都受到明确约束。
在云梦秦简《治狱》里，对审讯官吏也提出律令要求，“严刑逼供是不提倡的”：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施行拷打，不好；恐吓犯人，是失败。
“审讯案件，必须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使受讯者各自陈述，虽然明知是欺骗，也不要马上诘问。供词已记录完毕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于是对应加诘问的问题进行诘问。诘问的时候，又把其辩解的话记录下来，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不清楚的问题，继续进行诘问。诘问到犯人辞穷，多次欺骗，还改变口供，拒不服罪，依法应当拷打的，就施行拷打。”
当然，今天看来秦律仍然有诸多“残暴”之处，比如光是死刑的执行方法，就有20多种。连坐原则，即一人犯罪，全家、亲属、邻里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一同株连受罚，通过此种严酷方式控制百姓。
秦选择的法治路径
秦国自战国中期孝公用商鞅变法后，国力日渐强盛。孝公死后，商鞅被政敌诬陷而遭车裂。《韩非子·定法》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章太炎在《商鞅》一文中所言，“法者”，“制度之大名”。商鞅变法，是实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他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口号，认为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从历史观上为法家变法革新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陈抗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开始与法治思想走到一起，秦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自秦孝公死后，中经惠王、武王、昭王等，及至秦二世亡国，历时130余年。其中为丞相、相国者，有张仪、樗里子、甘茂……吕不韦、李斯、赵高等人，他们来历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一致，虽然不能说法家在当时是统治地位，但是从秦孝公以来的制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包括律令在内的法律得到发展，秦法已经是总结前代的法律令而来，相当成熟全面。
秦始皇更是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手段，建立了“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陈抗生提到，后代评说给秦始皇留下“焚书坑儒”的骂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真实的秦始皇除了李斯以法家思想影响他以外，五德始终说和神仙方术之士也十分受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由此可见秦始皇与儒生的亲密关系。直至始皇晚年，朝中至少还有存着歧见的“博士七十人”。秦始皇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曾遭到长子扶苏的反对，说明儒家思想直至秦始皇晚年，仍然对秦的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秦朝颁发给官吏的条文，《为吏之道》好似一个“大拼盘”——结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在司法制度上，“汉承秦律”，秦律为后世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秦朝已建立完备的中央、地方司法组织体制。在诉讼形式上根据诉讼人在案件中的地位，分为纠举和告劾两种，类似于现代的公诉与私诉之分。私诉又根据家庭伦理观念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审判过程除重口供外，也注意收集证人证言和物证，并对刑讯逼供有所限制。《封诊式》中载有许多勘验调查笔录，即“爰书”，表现出对证据的注重和法医检验、司法鉴定技术水平的高超。秦律还有关于判决及上诉即“读鞫”、“乞鞫”制度以及有关法官责任的细密规定，其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比较发达和完备。秦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耕、奖励战功的制度，得到法律明确保护。“这些都是秦律留给后世的积极因素。”
秦律刑罚原则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累犯加重处罚的原则、集团犯罪加重处罚原则、自首减刑原则、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的原则，让人惊叹两千年前法律的完备。
只是到了秦二世，赵高专政，李斯为了自保，也贯彻重刑主义，强调深督轻罪。他认为君主只有使用烦苛的刑罚来监督臣民，才能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威，就没有人敢欺君犯上了。李斯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君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为明主而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陈抗生说，韩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离了法家的初衷，于秦始皇时期的法治相去甚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要以秦王朝后期走向末途的暴政，来想象整个秦王朝的制度。从秦律里边探索它必然强大的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更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