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翻译正值“文革”期间，沙博理后来对周明伟说是翻译这本小说才“救了自己”。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在当时环境下，“他必须要选择最喜欢的东西才能调节他的心情”。“如果没有血性，没有对武侠的钟爱，翻译不了这本书。”
作者：周翔
2014年10月18日上午，98岁的美裔中国籍外文专家沙博理在家中去世。自1947年来华后，他在中国度过了67年时光：翻译、写作、研究，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各处考察，上交提案。在中国的“旅行”，沙博理持续了一生；而在这趟旅行中，中国变成了他的家园。
“外国专家”
南官房位于什刹海附近，这里的四合院、胡同、人力车、古槐，多少还可以让人窥见些老北京的旧影。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50年代搬进这里的一座小四合院后，沙博理一住就是几十年，有条件更好、更现代的住所也不愿意搬去。“他不愿意住楼房，说要完全融入中国。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是外文专家里的领头人，要给他住友谊宾馆的专家楼，他坚决拒绝了。”老舍的儿子舒乙因为父辈的关系认识了沙博理和凤子夫妇，许多年来，他都会不时地去那座四合院里拜访，有时候是出国回来给沙博理夫妇带去糖和巧克力，有时候是带去母亲或者朋友的画送给他。1996年夫人凤子去世后，沙博理仍然住在这里，没有保姆，也不要助理，女儿亚美照顾着他。家里的陈设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墙上挂满的画最易引人注意，它们都是黄永玉、吴作人、傅抱石等朋友送给沙博理夫妇的。屋里还摆着凤子的照片，沙博理说，在和凤子一起待过几十年的小屋里，时常能想起以前的生活，“是一种满足”。
沙博理与夫人凤子的新婚照片(摄于1948年)
沙博理1915年出生，在中国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除了无法改变的外貌以外，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而地道的中国老人：穿布鞋、丝棉袄，在四合院里种花养猫，对烧饼、油条、豌豆黄一类的小吃充满了兴趣。他生活简单，从不轻易打破每天的起居规律，吃得也清淡简朴，还学会了在中国老人中流行的太极拳，因此舒乙每次见他都觉得“瘦溜溜的”。甚至在待人接物上，他也学会了中国式的温和、婉转、有分寸。《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李霞负责杂志社的外事工作以来，和沙博理接触很多。“他骨子里有那种美国人的幽默和敏锐的感知力，对陌生的东西稍一接触，马上能摸出门道，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又懂得委婉，很‘温良恭俭让’。”这几年，沙博理很少出门，有人要访问他，他总是很客气地让对方先跟《人民画报》打招呼。如果是他不愿意接受的采访，就会很坚决推辞。但遇上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大学生、年轻人想来拜访，他总是欣然同意。“他很清楚自己对于不同的人的价值在哪里。”李霞总结说，“他就是一个特别体面、正派的老头。”
尽管在1963年，沙博理就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了中国籍，但是他还是被人们当作“外国专家”，每年的春节、国庆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时，他总在被邀之列，并常常被安排坐在总理旁边的位置。“把他当外国专家，他觉得很有趣，但也不计较，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们对他成就的尊重和肯定。”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告诉我们，但在沙博理心里，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身份其实是在意的。“2011年，凤凰卫视授予他‘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这个奖以前都是授给华人的，像金庸、杨振宁、袁隆平，但沙老是第一个以外裔中国人的身份获此殊荣。他对能获这个奖非常开心，因为觉得这是对他‘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对于沙博理会聊天这一点，周明伟感同身受。“他的表达有自己的风格，非常简单明了，不复杂，但是引人入胜。他从来不用干瘪的语言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会讲故事。跟他说话就是处在一种互相感染的语境，看起来不费劲，但是你得动脑筋，才能跟得上他。”一次，周明伟问过沙博理，凤子的英文好不好，沙博理不正面回答他：“有人说，凤子的英文只有我听得懂，我的中文全世界都听得懂，但是凤子是我的老师。”这种描述让周明伟觉得非常有趣，“一下子就非常幽默地把两个人的关系真实地描述出来了”——凤子教沙博理中文，沙博理教凤子英文，结果自然是凤子这个老师当得更合格。另一次，谈及毛主席，周明伟问沙博理的看法。沙博理简短地说：“毛泽东不听毛主席的话。”这让周明伟“心里一震”：“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主席提出的哲学观、社会观、革命观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但他后期恰恰是违背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他的表达很形象，没有把对毛主席的评价简单化。”周明伟感叹说，这个回答“非常深刻”，然而又是极其形象生动的。“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别人说的干巴巴的东西他能说得很形象。他从来不简单用概念解释概念，你听了以后很容易就记住，而且理解得清清楚楚，这是他语言的天赋。”
周明伟觉得，每次和沙博理聊天总有深入的空间，常常意犹未尽。也正因此，10月18日早上，正在开会的他收到沙博理去世的消息时，震惊而难过。赶往南官房胡同的路上，他一直在想那些还未能和沙博理深入的话题，感到“无尽的后悔”。尽管沙博理已经快99岁了，但在周明伟等身边熟人看来，他既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又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他的骤然离去让人一时有点难以接受。“他跟协和医院的大夫、护士关系都特别好，他们都很喜欢这个老头，但是他不喜欢医院，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今年春节前，沙博理主动跟周明伟讲到一个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方式。“他非常坦然，尽管大家都不愿提。他说人老了就老了，不要折腾，不要浪费资源，不要麻烦别人，如果我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就让我平平静静地走。”周明伟说，“不过他从没跟我讲过，如果他走后房子如何安排，或者他能享受什么样的荣誉。”
沙博理也从不跟李霞谈起生死问题，但李霞觉得他心里特别明白，甚至早早做了一些准备。“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打开书柜，说你想拿什么书就拿。后来他给了我三本由舒乙和姚珠珠主编的《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说写得特别好，让我留着。去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里有录音，是有生之年所有媒体采访我的录音，你帮我数字化，保存好，千万不要随便给任何人。我说行。”沙博理去世后，亚美告诉李霞的同事：“这一二年沙老陆续把一些奖杯扔掉，把旧衣服送人，都自己处理好了。”
“他的坦然，是他心境的体现。”周明伟说。在他看来，沙博理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照顾，但是他对这一切并没有诉求。“他这么老资格的专家，不要助理，也从来没有配过专车。他爱喝咖啡，后来年纪大了怕麻烦，煮了咖啡还要洗，就改喝速溶的金牌雀巢咖啡。然而他并不是不知道追求生活的情调，并不是不注重人生的质量。他在意听力和视力，他认为人活着如果听力和视力不能满足需要，生活质量就受影响。”2012年给沙博理过生日的时候，周明伟少有地感受到沙博理有一些焦虑。“他告诉我眼睛越来越不行，视力越来越差，不光报纸上的字看不清，电脑上的字很大都看不清，我帮他将电脑上的字体调大后，还是很吃力。耳朵也越来越不好使。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关心是职业的、条件反射式的，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就会很焦虑。”商量后，人民画报社选了几个年轻人时常去给沙博理读报。“他主要是了解国内外的大新闻，还有些另类的、好玩的杂志。他对人物文章是感兴趣的，对中国形形色色的人，对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寻找中国：上海、北平与北京
沙博理对中国的兴趣，要追溯到遥远的青年时代。1947年，美国犹太青年Sidney Shapiro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学明理”之意。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经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然而他却对律师职业生涯毫无兴趣和激情。“二战”期间，沙博理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于时局的需要，当局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外语，本来报名学法语的沙博理，因为学法语的人过多而被分派到康奈尔大学学中文。退伍后，沙博理又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直到在朋友鼓动下，带着200美元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个看上去充满偶然的选择，又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诱惑。沙博理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自己少年时就有对未知的渴望：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他曾和同伴一起免费搭乘便车和扒乘货运火车横穿了美国。而这次横越太平洋来到“富于魅力的东方”的旅行，无疑是一种诱惑——“我仍然渴望冒险。”
“二战”时一身戎装的沙博理(摄于1944年)
沙博理刚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在码头上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成为一个颇有隐喻的意象：“1947年4月的中国，是很有点出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意味。”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在海关处用美元兑换中国货币，沙博理发现自己被“狠狠地欺骗了”；走在上海的街头，衣衫褴褛的工人、随处可见的乞丐和耀武扬威开着汽车横行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到处嘈杂、喧闹，还有难闻的气味。
幸运的是，沙博理很快在乱世的中国找到了让他欣赏、认同的群体，这入口正是来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凤子。经在美国时的中国朋友杨云慧介绍，沙博理找到凤子，一开始两人约好互相教对方语言。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凤子是最早一批出演《雷雨》、《日出》等话剧的演员，在进步革命思潮影响下，当时在上海秘密协助地下党工作。通过凤子，沙博理得以接触到左翼进步人士。“经过她，我也认识了几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听他们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政治情况。我就开始明白了，当然水平还是很低。我至少能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948年5月，在冯亦代等文艺界好友见证下，沙博理和凤子结婚。同时，他利用律师身份做掩护，和凤子一起做了一系列地下工作：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把解放区来的密使带进美国人办公的商务楼密谈，设法冲破国民党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