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会尤金时，谈到秦灭楚的历史故事，说中国可能要出乱子。暗示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可能对党和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构成威胁。
苏联有关档案解密后，使我们对毛泽东的谈话有了更多的了解。尤金回忆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
2月1日，杨尚昆向尤金提交了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第二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做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相当详尽地谈到事件经过：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军事统帅地位，诬蔑刘少奇等；高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周恩来还说“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并将高岗事件与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 2月13日，即在全会结束后几天，刘少奇和周恩来又向尤金做了一次高岗问题的通报。他们说高的问题比饶的问题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没有做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
几周后，毛泽东再次与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尤金回忆说：
“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摘了苏联。尤金忆道：“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
毛泽东的话传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今后不会容忍对党的不忠诚，也不希望苏联再干预中国的事务。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自杀，10月，赫鲁晓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苏关系。但在1955年3月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又谈到高岗。尤金报告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
两个月后，毛泽东与尤金再次提到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
这次谈话是5月25日，也是毛泽东与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历史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当代中国出版社，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