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多年来，毒品横行世界，打击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同时，重塑了人类文化——改变了人类历史，使其变得贪婪、无所顾忌。其实，很多毒品仅仅是一种可以充当药物的植物，唯有人类的贪婪和自私，才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魔鬼”统治了人类。
被罂粟重塑的民族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6—7世纪传入中国。
隋唐时期(公元7世纪)，阿片由波斯传入我国，当时主要用于治疗疾病，其使用量很少，并不存在吸毒成瘾问题。阿片的大量流入则是1733年，从加尔各答运销我国后，1880年销售量达4570箱(每箱重50-60千克)。阿片流毒成为中国3000年未有之祸，上自官府缙坤，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906年，估计吸毒人数为1500万，临解放时已达2000万(约占总人口的4%)。
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对鸦片怀有如此的愤恨。
众所周知，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和灾难。鸦片作为一种工具，既有经济上的商品作用，又有精神上的腐蚀作用。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时起，或者说，鸦片脱离单纯的医药作用时起，它就变成了毒品。同样，其他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无一例外。
吸食毒品成了民间的常态。又不堪忍受摧残的妓女，吞鸦片自尽的例子很多。名妓赛金花，一生嗜鸦片，由于烟花岁月长期纵情无度，几遭丧夫打击，又吸毒成瘾，赛金花晚年贫病交加，瘦骨难支。
一个民族在鸦片中沦丧，即使是后来的甲午战争，还有士兵鞍上挂着鸦片烟枪，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然后奔赴战场。
多少年来，鸦片往往与孱弱的中华民族一体相连。鲁迅也无奈地指出：“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瘾品影响历史的进程并不仅是鸦片改变中国历史这一例，作为软性瘾品的茶也同样改变了大英帝国的历史，而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则更说明了问题。
有人说，近500年来的现代世界是“瘾品或毒品”造成的。在20世纪的城市中，人们抽烟、喝酒、喝茶、喝咖啡甚至吸鸦片，过着500年前最富有的人都无法想象的生活，这是人们追求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影响的革命结果，这场革命就是“精神刺激革命”，刺激的核心是“瘾品”。
疾病、粮食等的传播有偶然性，只有鸦片、大麻、古柯叶、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的全球性流通是蓄意促成的，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人类追求精神放纵的本能与近代世界形成的关系——瘾品改变了历史。
从蒋介石到张学良，民国的“鸦片政治”
“有人发传单说我抽鸦片。我很气，但并不辩明，为要报复他们，前年我在陕西就真的抽一回鸦片。”这是鲁迅。
鲁迅吸毒，只是客串，陆小曼才算是“民国罂粟花”。对于陆小曼来说，吸食鸦片就像喝红酒一样，是一种品位的象征。而她吸食鸦片，徐志摩是不敢管的。1947年夏天，她创作一部约两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创作过程中，因为鸦片烟瘾，几欲中断。
在民国时期，旧北京一些大公馆都有烟灯烟枪，家家喷云吐雾，民国时期虽然有禁烟令，但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警察明明知道这些大公馆吸食鸦片的事情，却不敢管，只是睁一眼闭一眼。
张学良有一段时间吸食毒品，而且瘾甚大。1933 年，宋子文知道张染上鸦片烟瘾甚深，经常注射吗啡一类毒品，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于凤至夫人和赵四小姐也都有此嗜好，宋便力劝张下决心戒毒。
宋子文将张学良及夫人们送进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医生把张、于、赵三人用丝带绑在三张连在一起的病床上，并关照所有人：不论这三人发出什么命令或请求，一概不要理会，旁人更不能擅自进入病房。一个月后，张学良和于夫人、赵四小姐终于脱离苦海。
章士钊吃喝嫖赌，吸食鸦片，寄身杜月笙门下近20年，不但管吃管住，连吃喝嫖赌抽也一起管了。建国后，章士钊抽鸦片烟的爱好戒不掉，毛泽东特批可以继续抽，没有鸦片烟不要紧，“特供”维持。“文革”中，“革命小将”们抄家把章士钊的烟枪也抄走了。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被送回。
鸦片是民国时期的“政治神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但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2000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蒋介石还与日本争夺毒品市场，聚敛毒资为“剿共”。
全球性瘾品：
文人赫胥黎们的潘多拉盒子
世界上使人服用可以改变精神状态的致幻物非常多，但只有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大麻有限的几种成为全球生产的东西。在美洲，古柯随处都是，但是，欧洲人去了，把它带回欧洲，提炼出可卡因，然后再弄回美洲，结果就成了灾难。
19世纪以来，瘾品的管制和弛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世界的形成。今天社会上大量的走私、黑帮、艾滋病、跨国犯罪等现象有很多是瘾品管制的直接后果。看看电影《教父》中考利昂家族凭借着禁酒令发家，形成一个庞大的黑帮王国影响到纽约的正常生活就不难想象。今天美国、东南亚、南美哥伦比亚等地的禁毒工作差不多仍在重复过去的历史。
当今世界吸毒者如此之多，与年代美国嬉皮士颓废派最先倡导的大众吸毒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社会现状严重不满的畸形心态和自甘堕落，带头大量吸毒并大肆宣扬鼓动大众吸毒。嬉皮士们还举行各种吸毒集会和宣扬吸毒带来奇妙“幻觉”的好处。此期间，美国大名鼎鼎的赫胥黎把自己吸毒后出现的欣快感写出《知觉入门》，给嬉皮士的吸毒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几年间，吸毒运动迅速向美州、欧州大陆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蔓延。有一位中学生在读了赫胥黎等人的关于吸毒的书后开始吸毒的，他说“我就是在这种心理推动下开始使用大麻和LSD迷幻药的”。
综观人类使用瘾品的历史，追求精神刺激一直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各地的鸦片、大麻、古柯一类的瘾品一般都是某个文化的致幻性圣物和药品。处置它们是祭司、婆罗门僧侣或者巫师们的专利，危害实在有限。当商业化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就很难找到控制瘾品的方法。尽管今天的社会有很高的物质文化，但在精神领域并不比前人高明。
